小得像盒子似的、令人气闷的车厢里边，要比在外边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春天已经来到。马车摇摇晃晃地走着，忽而向左拐，忽而向右转，有时好像是在往后退，有时又不知怎么好像在原地转了好几个钟头。起初，淡蓝色的电灯光还透过放下来的厚厚的窗帘照进车子里，后来拐过一个弯后，突然什么光也没有了，一片漆黑，他们这才猜到自己已经被带到郊区的僻巷——快到C火车站了。有时，在急转弯的时候，维尔涅充满生机的屈着的膝盖，会亲热地碰到宪兵的同样充满生机的屈着的膝盖——真难以相信，就要去受死刑。

“我们这是上哪儿去？”扬松突然问。

由于在黑洞洞的车厢里颠簸得太久，他感到有些头晕和恶心。

维尔涅作了回答，更紧地握住爱沙尼亚人的手。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矮小的、昏昏欲睡的人，很想对他说些特别友好和温存体贴的话，他爱他已胜过一生中遇到的任何一个人。

“亲爱的！看样子，你好像坐得很不舒服。来，过来点，靠在我身上好了。”

扬松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

“没什么，谢谢。我坐得挺好。你也要被绞死吗？”

“可不！”出人意料的是，维尔涅竟高兴地回答说，而且差点儿大笑起来；他甚至还轻松地不当一回事地挥了一下手，仿佛他们谈到的这件事不过是喜欢恶作剧的好朋友对他俩开的一个玩笑。

“有老婆吗？”扬松问。

“没有。哪有什么老婆？我还是光棍一个。”

“我也是光棍。一个人守寡。”扬松想了想，改口说。

维尔涅也开始头晕了。他有时感到，他们这是去参加节日的一个盛会。说起来也怪，差不多所有被押赴刑场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一方面感到恐惧和悲伤，一方面又为马上就要发生的那桩从未体验过的、不寻常的事感到兴奋。现实陶醉在失去了理智的状态之中了，同生活交织在一起的死亡产生出种种幻觉。很可能车站的屋顶上有旗子在迎风招展。

“瞧，到了！”当马车稍稍蹦了一下，停顿下来时，维尔涅好奇而快活地说道。但扬松就不那么干脆了：他一声不吭，样子好像很倦怠，赖在里边不肯下车。他抓住扶手不放，宪兵把他软弱无力的手指掰开，把手从扶手上拉下来；他又去抓住车角、车门和高高的车轱辘，但宪兵略一用劲，他的手就松开了。他那样子甚至不像是在抓东西，而是瞌睡得能够靠到什么东西上就默默地靠上去。所以宪兵不用费什么劲，轻轻一拉，他就把手松开了。他终于站了起来。

屋顶上没有旗子。由于是夜里，火车站上黑暗、空旷，没有一点生气。各次客车都已经开出了，而默默地停在轨道上等待他们这些乘客的专列，是既不需要明亮的灯光，也用不着费事奔忙的。维尔涅突然感到无聊。不是恐惧，不是悲愁，而是无聊——一种巨大的、持久的、令人窒息的无聊，让他真想远远地走开，找个什么地方去躺下来，紧紧地闭上眼睛。维尔涅伸着懒腰，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伸过懒腰后，他又很快地接连打了几个呵欠。

“但愿快点吧！”维尔涅倦怠地说。

扬松一句话也不说，身子蜷缩成一团。

当犯人在没有一个闲人的、被士兵封锁了的月台上朝灯光暗淡的车厢走去时，维尔涅走到了谢尔盖·戈洛文的身边。谢尔盖举起一只手指指一个地方，说了一句话；维尔涅只听清了“风灯”这个词，后面的话由于他打了个长长的疲倦的呵欠，一点也听不清。

“你说什么？”维尔涅问他时，同样也打着呵欠。

“风灯。灯火把灯罩都熏黑了。”谢尔盖说。

维尔涅侧过身子抬头看了看：果然，灯罩里烟炱很多，最上边的玻璃已经全黑了。

“是啊，熏黑了。”

突然他想：“事到如今，这灯熏黑不熏黑，同我有什么相干……”显然，谢尔盖也在这么想，所以他很快地朝维尔涅看了一眼，就转过身去了。这么一来，两人倒不再打呵欠了。

所有的人都是自己走上车的，只有扬松得别人搀着他。他一走进月台，怎么也提不起脚来，两个脚掌好像给粘在月台上了；于是两个宪兵托起他的两只胳膊，拖着他走，他的两条腿蜷曲着，一双脚像个醉汉那样在地上拖着，靴尖擦得月台上的木板吱吱发响。到了车厢门口，宪兵们好不容易才默默地把他推进去。

华西里·卡希林也是自己走上车的。他迷迷糊糊地模仿着同志们的动作，他们怎样他也怎样。可是在跨进车门，登上通过台时，他的脚滑了一下，一个宪兵连忙抓住他的胳膊，扶住他。华西里全身剧烈地抖了一下，急忙缩回胳膊，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

“啊唷！”

“华西亚，你怎么啦？”维尔涅马上跑到他身边。

华西里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个劲儿地哆嗦。那个宪兵尴尬地、甚至有点伤心地辩解说：

“我本想扶他一把，可他却……”

“我们走吧，华西亚，我来扶你，”维尔涅说着，就去搀他的手臂。但华西里把他也推开了，并且更响地尖叫了一声：

“啊唷！”

“华西亚，是我，是维尔涅。”

“我知道。你别碰我，我自己会走。”

说罢，他就哆哆嗦嗦地自己走进车厢，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维尔涅向莫霞俯下身子，用目光指着华西里，悄悄地问她：

“他怎么啦？”

“不好，”莫霞也一样悄悄地回答说，“他已经死了。告诉我，维尔涅，难道真的有死亡吗？”

“不知道，莫霞。但我想是没有的。”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