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条艰辛的道路。我写好前言，做好注释，却没有一家出版社感兴趣。我找到哲学系的系主任维亚纳教授，希望他能说服学校为这本书的出版尽一份力。然而，他却说我‘是在为一个黑人酒鬼的蠢话浪费时间。不仅是酒鬼，而且很不安分’。他们现在该知道阿尔杉茹的作品有多伟大了，因为莱文森给予了他应有的重视。不过，顺便说一句，在巴西，莱文森的作品也很少有人了解。那些赞美、恭维他的人甚至连他最重要的几本书都没有读过，也不了解他的思想精髓。一群江湖骗子。”

可以看到，拉莫斯教授的访谈带有些许苦涩的意味，但我们能够理解：他有充足的理由觉得伤感——为了能让可怜的阿尔杉茹重见天日，他努力奋斗了这么多年，不但一无所获，还要忍受出版社的拒绝，忍受小人维亚纳的讥讽。而一个外国人，只要一次访谈就能让所有媒体、文人都行动起来，将目光投向这位被忽视的巴伊亚人，寻找他的书，探寻他的记忆。这些文人墨客不论流派，不分思想，既有爱闹的，也有深沉的——因为佩德罗·阿尔杉茹已经成为时髦，如果不知道他、不引用他的作品，就是跟不上时代。

三个星期之后，阿皮奥·科雷拉发表了一篇十分动人的文章：《佩德罗·阿尔杉茹，种族学的诗人》。文中录入了机场的那段精彩对话。在这个有趣的版本里，专家莱文森与学者科雷拉都展示出了对阿尔杉茹作品的深入了解，其中后者的接触更早，理解也更加全面。这很自然，他们谈论的毕竟是一位巴西人。

3

巴伊亚是阿尔杉茹的故乡，为他提供了研究的对象、资料、契机以及目的。这里有最盛大的狂欢节。

对于莱文森神化了的那个名字，这里的民众也不像圣保罗或者里约人那么无知。值得一提的是，在圣保罗，记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关于这个巴伊亚人的一篇有价值的资料——塞尔吉奥·米莱特[1]1929年写给《圣保罗州报》的文章。在这篇评论中，伟大的现代主义批评家用极其友善的态度高度赞扬了阿尔杉茹关于巴伊亚美食的作品《巴伊亚美食——起源与做法》，将其作者视为一名文学巨擘，“食人主义[2]（刚刚由达尔西拉、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与拉乌尔·波普发起的革命性运动）者中最真诚、最伟大的一员”。这本“美味的书”，因其巴西特色的内容以及字里行间的味道，成为了他眼中“真正的食人主义散文的完美例证”。在文章结尾，米莱特惋惜地指出他没能读过这位博学作者的前几部作品——他也许并未听说圣保罗的“食人主义”运动，却大大地超越了他们。

多份报纸证实，在巴伊亚，甚至有人见过阿尔杉茹本人并同他打过交道。不过人数有限，相关故事也很少。佩德罗·阿尔杉茹的作品——四本关于巴伊亚人民生活的小书——历尽艰难才得以出版，只有区区几册。书是在他的朋友里迪奥·库何的教科书作坊里印的，就在塔布昂斜坡。与巴西其他地方一样，这些吸引了美国专家的作品在这里同样无人问津。

倘若阿尔杉茹没有把书送到国内外的大学、图书馆与其他机构，莱文森就不会看到它们，也就不会有人提起这些作品。在萨尔瓦多，只有几个人类种族学家知道这些书，大部分也只是听说过。

突然之间，不仅记者，还有各种公共机构、大学、学者、科学院、文学院、医学院、诗人、教师、学生、剧团、大批人类种族学学者、民俗研究中心、旅游课程学员以及无事可做的人，所有人都发现我们拥有一位伟人、一位出色的作者，但我们不认识他，甚至没有请他做过一次演讲。他一生都寂寂无名，从来没有赢得声望。就这样，阿尔杉茹与他的作品开始受到热捧。自莱文森的访谈之后，报纸用了不少篇幅，花了大量笔墨去致敬、分析、学习、评论、赞美这位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作家。必须消除无知，更正错误，打破多年来的沉寂。

阿尔杉茹的作品最终崭露头角，获得了应有的重视。在诸多夸夸其谈借机炒作的人中，他不为功名利禄，写出了严肃的作品，记录了可敬的回忆。一些认识他并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提供了最新的证词，展现了作者的本来面貌与真实情感。与人们最初的设想不同，阿尔杉茹离我们并不遥远：他1943年去世，距今只有二十五年。他活了七十五个年头。据目击者称，他死时的情况也非常特别。人们发现他死在排水沟里，口袋里只有一截铅笔与一打笔记，没有身份证件——也并不需要，因为在这个贫穷堕落的旧城，每个人都认识并尊敬他。

关于“奥茹欧巴”佩德罗·阿尔杉茹之死及他在金塔斯陵园的葬礼

1

斜坡上方，老爷子步履蹒跚，就像喝醉了酒，认识他的人尤其会这样想。周围一片漆黑，道路与房子里的灯都灭了，没有一丝微光——因为正值战时，德国潜艇在巴西海岸逡巡，和平的货船、客船在此沉没。

老爷子感到胸痛加剧，试图加快脚步，到家就能点上油灯，将谈话中奇妙的句子抄在记事本上。他的记忆已经不如从前。那时的他把对话、手势、事实、案例都留在脑子里，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会忘，根本不用做笔记。把讨论时的要点记下，他就可以休息了。这种疼痛来了又去，已经不止一次，但这次却最为剧烈。啊！倘若能多活几个月，就几个月，他就能把笔记做完，将那些纸片整理好交给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