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在巴伊亚待了一年了。我无数次经过那里，却从没有停下脚步仔细观察。我就像一匹马，加斯当先生，一个动物，一个可怜虫，一个广告公司的混蛋。”

加斯当·希玛斯叹了口气：“这样可不行。”

3

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大大减少：一般都是这样，第二次会议既没有照片也不能上头版——最多在报纸内页上占两行字。

历史地理学院与文学院的两位主席授权让卡拉赞斯教授作为代表，因为教授在两个学院都占有一席之地。医学院、哲学院的两位主任与旅游局监理也因故未能到场，他们宣称当天有其他安排，但是支持会上的一切决议。

哲学院只有阿泽维多教授来了。他为研讨会项目而来，完全出于个人目的，认为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想法。拉莫斯教授从里约写信给他，请他帮助组织研讨会。“这件事对巴西文化有重大意义：这是第一场关于种族主义的系统性辩论，真正立足于科学。它将比以往任何讨论都更加准确、激烈，将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巨浪，尤其是在美国，那里的黑人力量还很年轻，但又非常重要。南非的情况更加严重，那里似乎完全继承了纳粹传统。”阿泽维多教授已经准备好了一篇材料丰富的论文，论述了在解决种族问题的巴西模式方面，阿尔杉茹做出的突出贡献。如果会议能够通过，他就按照拉莫斯教授的提议，用阿尔杉茹在《巴伊亚家庭混血记录》中的一句话作为题记：“如果巴西为丰富世界文明做出了什么有价值的事情，那就是混血——它在人类档案中记载了我们的存在，是我们留给人类的最大财富。”

民俗研究中心秘书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了能在众多民族志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中脱颖而出，她必须拼尽全力。因为其他人都已取得硕士学位，大多数人都有大学奖学金或者外国夜总会的支持，他们有自己的团队，有学生助手从旁协助；而她不过是个自学成才的手工艺人，只能一个人轻装上阵，独立研究、探索——她不能放过这次机会。她名叫伊德尔维斯·维埃拉，是个矫健爽朗的姑娘，也是巴伊亚少数几个读过阿尔杉茹作品的人。除了她和阿泽维多教授，就只有秘书长卡拉赞斯参加了会议：“我每做一件事都会尽力把它做好。”

广告公司总经理也来了一趟。他带着皮包、文件、大纲、图表、规划；刚到就和报社经理一起钻进了泽济尼奥博士的办公室。博士派人请卡拉赞斯与其他同事“稍等一会儿”。众人便在编辑部聊上了天。

阴郁的费雷林尼亚拽着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的胳膊，把他拉到窗边一块没人的地方，悄悄透露了自己的隐忧：出事了，“沙皇的脸色像刚死了人”。编辑部秘书向来以杞人忧天著称，塞尔吉皮人深知这一点，也就没把他的话当回事。这段期间谣言四起，前景似乎不容乐观，连日常生活都显得悲伤不安。然而，在办公室的门终于打开，加斯当·希玛斯和报社经理走出来时，卡拉赞斯注意到泽济尼奥那张看似欢快热情的脸上残存的震惊与忧虑。“请进来吧，”博士说，“原谅我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大家还没有落座，卡拉赞斯就宣布：“阿泽维多教授代表哲学院出席这次会议。文学院主席奈托大师也无法前来，因为他当选了国会议员，现在正在巴西利亚。他委托我代表他。医学院主任与旅游局监理……”

“他们打电话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到场，”大亨打断了他的话，“这无关紧要，甚至更好。小范围的会议能让我们更加心平气和地交谈，把想法整理好，解决我们这场伟大宣传中的一些问题。朋友们，让我们坐下来谈。”

阿泽维多教授开始发言，他的音调就像一名传教士。

“请允许我向您表示祝贺，品托博士，这种开创性的庆祝活动值得任何形式的赞美。我尤其想强调一下有关种族融合与宗族隔离的研讨会，这将是巴西近几年来最前沿、最重要，也是最严肃的学术事件。我们每个人都该得到祝贺，而您是排在第一位的。”

泽济尼奥先生接受了赞扬，态度十分谦逊，似乎是为国家、文化尽了自己应尽的义务，一切牺牲都是应该的。

“谢谢您，尊敬的教授。您的话让我非常受用。不过，既然您说到了研讨会，我也简要说说我的看法：我重新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深入发掘了它所隐含的意义，也得到了一些结论。现在我希望你们能用理智与爱国主义评判一下。首先，我要表明我对拉莫斯教授非常钦佩，他创作了许多杰作。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就是，我找到他，希望他为阿尔杉茹的纪念活动出一份力。他所提议的研讨会无疑有着极大的科学价值，但是在当今形势下，我觉得并不合适。”

阿泽维多教授感到脊背发凉：每当他听到有人说出这几个不祥的单词，“在当今形势下”，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过去的几年里，阿泽维多教授与他在大学的同事都经历了一段艰苦的岁月。正因为如此，在听到后半部分——肯定是最糟糕的部分——之前，他抢先一步。

“恰恰相反，品托博士，如今正是最好的时机：在美国，种族斗争几乎上升到内战高度；非洲的新兴国家也在世界政治舞台崭露头角。还有……”

“正是这样，我亲爱的教授朋友，您这些支持研讨会的论据，在我看来，恰恰会使它演变成危机，一场空前的危机。”

“危机？”卡拉赞斯插话了，“我没看出来。”

“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