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和士绅们也都鼓起掌来了。掌声稍歇，杨锐再道：

“无聊只是科学的前提，可什么是科学的目的呢？在‘西学为用’的人看来，科学是拿来用的，若是没用，那就不学。可事实上，科学的第二个精神，恰恰就是无用。今日，我们看到很多科技用在生活的各处，但是追寻其原本，发现他的人往往并不是为了使用。

有一个故事，关于古希腊的学者泰勒斯，有一次，他边走边思考问题，不慎跌倒在水坑里，一个婢女嘲笑他说，‘真可笑，你连身边的事都看不到，却总是想天上的事’。泰勒斯一时间无法反驳，后来，他用实际行动反驳了那个庸俗的婢女——他夜观天象，知道明年的橄榄将丰收，就事先租赁了当年全部的榨油坊，果然，第二年橄榄丰收了，泰勒斯把榨油坊高价出租，赚了一大笔钱。亚里士多德对此说到：‘哲学家如果想赚钱的话，很容易做到，但他的兴趣不在于此’，而黑格尔则说：‘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来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正是因为为思辨而思辨，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演绎出西方‘智’的传统。在西方，曾经有一个功利化的思潮——智者运动，他们以传授智慧为职业，在他们看来，智慧仅仅是用来满足功利目的的手段。对此，柏拉图把这些人叫做‘批发和零售精神食量的商人’。而到后来，智者几乎成了诡辩的代名词，而纯粹的思辨则登上了大雅之堂，打造了西方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传统。

科学之无聊，是因为有闲暇去研究让你觉得差异的事情；而科学之无用，是因为对真理的求索，不基于功利，而出自本心。这种求索，更是科学家们，安身立命和实现个体生命价值之所在，他们对于真理的热爱，已经超越了理性的范畴，深认为因为偷食禁果的原罪，使得人们永远受到沉重肉身的羁绊，若是要超脱这种羁绊，只能是依靠‘灵魂’的力量到形而上的世界里去探求，生命是有限的，而探索是无限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挣脱有限，进入无限。这种探寻和超越的姿态，不仅存在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宗教信仰里，更存于在科学的精神之中，是以，我们不得不说，对科学精神的最后一个描述，应当是无限。

无聊、无用、无限，这便是西方科学的精神所在，可世人只看到洋人船坚炮利、奇技淫巧，却完全不知这种船坚炮利、奇技淫巧完全是科学修道者副产品之世俗化、实用化。他们茫茫然觉得船坚炮利才是西人强于东方之根本，根本就不明白西方之道在于思、在于辩，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