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是海，北面是无尽的草原，西面则是黄沙隔壁，整个国家自成一体，少有与外界交流。因此，历朝历代都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外国都是蛮夷。同时既然世界只有这般大小，那遏制人性以保持国家的稳定就是必须的，儒学之出现正好切合了这种情况。

可现在，世界强国林立，有文明之国度却无文明之世界，我国要想在这个激烈无情的战国时代图生存、求发展，那必是要抛弃大一统皇权制度下的儒教意识，更换虚弱无力颓废的文化。这才能适应西洋各强国的挑战。”

杨度这一番话说完，杨锐笑道：“善！皙子请细说。”

杨度看完章太炎的报告憋了好几天，今日一来就把心中所想对着杨锐喷薄而出，弄得好像战国时的策士，而杨锐也如当时的君王一般作答，两人顿时会心一笑。

“既要抛弃大一统时之文化，那就应当倒走两千年，再建战国七雄时代的意思和立场，重拾战国型之文化，以根除两千年大一统文化所带来的因循、自足、慵懒、懦弱等国民性。可何为重拾战国型文化呢？

度以为。可从士入手。战国时有士，当下也有士，可这两种士截然不同。战国之士，光明磊落、文武兼备、出将入相。乃国之栋梁；而当下之士，虚伪做作、文弱无力、卑鄙欺诈，乃国之蛀虫，故而战国之士为大夫士，而当下之士为士大夫。

大夫士为贵族武士，士大夫为文人官僚。前者是封建制度结构下之产物，后者是大一统皇权专制下的必须，因此，大夫士是一种刚道的人格，他们以义为基本，进而用忠、敬、勇、死，这四者来贯侧其世业的抱负，守职的恒心。这种义不是江湖义气，而是一种身为贵族的荣誉，而礼只是这种荣誉的体现；

而大一统下的士大夫，开始变得文人化、官僚化，义变成了面子，礼成为了应酬，忠、敬、勇、死则变成了孝、爱、智、生，刚道的人格变成一种弱道的人格，如此才能适应其在皇权专注下猎取功名、企图闻达的欲望，于是，功名代替了世业，升官代替了守职，忠为道德之首变成了孝为百行之先。这天下人人不再有份，也不再人人有责，出了事是皇帝昏庸、权臣作祟，和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江山倾覆、社稷不保，他们也只是换一个发式、官袍继续沽名钓誉。

特别是孝，此为传统家族宗法制度之物，它只是一种私德，这两千年来孝为百行先，培育出无数家族的孝子孝孙，在家族和国家之间，重家而轻国；而战国时代，最要紧是每个国民都成为国家机体的一部分，公德重于私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