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清静的车站，每个出差回来或回家探亲的克拉斯诺顿人，或是一年一度回来度暑假的大学生。平时到了这里，就觉得已经是到了家。现在，在上杜望纳雅以及沿李哈雅——莫罗佐夫斯克——斯大林格勒铁路线所有的小站上，都拥塞着车床、人、炮弹、机器和粮食。

门前有槐树、小槭树和白杨遮荫的小房子的窗口，传出妇女和孩子的哭泣声。在那里，母亲在给将要随着保育院或学校一同撤退的孩子整理行装；在那里，父母在送别子女；在那里，要同自己的组织一起离开城市的丈夫或父亲在同家人告别。在某些百叶窗紧闭的小房子里，却笼罩着比母亲的哭泣更为可怕的寂静，——房子里的人也许都走空了，也许只剩下一个年迈的老母亲，她送走了全家，心里难受得像压着铁块，但是她连哭的气力都没有了，只是垂着黝黑的双手僵坐在上房里。

清晨，姑娘们在远方的炮轰声中醒来，就同父母争论，劝父母立即离开，让她们单独留下，做父母的却说，他们的一生已经算完了，她们这些团员却应当去躲避罪恶和灾难。争论之后，她们匆匆地吃了早饭，就跑出去互相探听消息。她们就这样像鸟儿似的成群结队，炎爇和焦虑使她们疲惫不堪，她们有时在朋友家的光线昏暗的小屋里或是小花园里的苹果树下坐上几小时，有时跑到溪边树木茂密多荫的峡谷里去，心里暗暗预感到她们将会遇到的无论情感或理智都无法理解的不幸。

现在，不幸果然来临了。

“伏罗希洛夫格勒大概已经放弃了，可是没对我们讲！”一个姑娘声音刺耳地说。她身材矮小，宽脸，尖鼻子，头发光亮平滑，好像粘在头上似的，两条小辫灵活地朝前翘着。

这个姑娘姓维丽柯娃。名叫齐娜。可是从小在学校里就没有人叫她的名字，只叫她的姓：维丽柯娃，维丽柯娃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维丽柯娃？没讲，就是还没有放弃。”玛雅-毕格里万诺娃说。这是一个黑眼睛的美丽的姑娘，肤色生来就像茨冈姑娘那样黝黑，她说完这话，就带着自尊的神情把任性的、饱满的下唇抿了起来。

在今年春天毕业之前。玛雅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她习惯了纠正大家，教育大家，总之，她希望在任何时候一切都是正确的。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姑娘们，你们不懂得辩证法！’”维丽柯娃学玛雅学得像极了，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