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生活把她折磨得多么厉害呀。”舒尔迦立刻这样想道。

但是他马上就认出了她。她年轻时候也常有这种又像气忿又像怨恨的生硬的表情。但是舒尔迦知道，实际上她是很善良的。她仍旧很苗条，浅色头发里也没有白发，但是却满脸皱纹——艰苦的经历和劳累的皱纹。她穿得似乎有些邋遢，以前她是从来不容许自己这样的。

她带着敌意和询问的神气望着站在她家门口的这个陌生人。突然，她脸上露出了惊奇的表情，她的噙着泪水的眼睛里似乎也露出一丝昔日的喜悦。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舒尔迦同志！”她说，握着门柄的手无力地垂了下去。“是哪一阵风把您吹来的？在这种时候！”

“对不起，李莎……还是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①，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我现在就要到东方去，要撤退，现在弯过来看看你。”——①俄罗斯人习惯，称人的名字和父名表示尊敬。

“原来如此，到东方去。大家都到东方去！可是我们呢？我们的孩子呢？”她一下子突然激动起来，一面神经质地、很快地整理着头发，一面瞪着又像怨恨、又像非常困倦的眼睛望着他。“您现在要到东方去，舒尔迦同志，我的儿子动了手术躺在床上，可是您现在要到东方去！”她重复地说，仿佛她曾一再警告过舒尔迦，说会发生这样的事，现在事情果然发生了，因此这都是他的过错。

“对不起，您别生气。”舒尔迦的态度非常镇静，心平气和，虽然他内心深处已经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忧伤。他心里想：“啊，想不到你会变成这样，李莎-雷巴洛娃，你竟然这样来欢迎我，我亲爱的李莎！”

但是他一生阅历很多，他控制着自己。

“请您说清楚，您出了什么事？”

他也改口称“您”了。

“请您原谅我，”她的态度仍旧很生硬。但是她脸上又出现了很久以前的友好关系的影子。“请进来……可是我们的事情很糟糕！”她一筹莫展地摆了摆手，红肿的眼睛里又涌出了泪水。

她退后一步，请他进去。他随着她走进昏暗的门厅，一进去就从一扇打开的门里看到右面那个浴满阳光的房间，看见里面有一个十几岁的青年靠着枕头半躺在床上，身上盖的被单褪到腰部上面。他穿着翻领白汗衫，生着一双深色的眼睛，原来晒得黑黑的脸现在显得苍白。有三、四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站在他床边。

“他们是来跟我的儿子告别的。您这边来。”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请他走进对面的房间。这个房间在这所房子的背阳的一面，光线比较暗，但是很陰凉。

“首先要向您问好。”舒尔迦说。他脱下帽子，露出结实的、剪成平顶的头，然后伸出手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您，叫您李莎呢，还是叶李莎维塔-阿列克谢耶芙娜？”

“您怎么方便就怎么叫吧。我这个人不妄自尊大，也不要求人家用尊称来称呼我，不过我现在算是什么李莎？从前是李莎，可现在……”她急躁地摆了摆手，好像不愿意谈这个，她的红肿的浅色眼睛疲倦地、抱歉地、同时又好像非常温柔地望了望舒尔迦。

“对我来说，你永远是李莎，因为我自己也老了。”舒尔迦微笑着在椅子上坐下。

她在他对面坐下。

“我既然是个老年人，那么请原谅，我一开口就要给你提个意见，”舒尔迦仍旧带着笑，但是非常严肃地接着说，“我要到东方去，我们别的人也要到东方去，对这件事你是不应该生气的。德国鬼子没有给我们放宽期限。从前你曾经像是我的妻子一样，所以我不妨对你说，他们这些德国鬼子，已经到了我们的大后方……”

“这难道会使我们轻松些吗？”她忧愁地说，“你们要走了，我们却留在这里……”

“那又怨谁呢？”他的脸色陰沉起来，说道，“从战争一开始，我们一直在把像你们这样的家庭疏散到东方，”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家庭，“帮助他们，向他们提供交通工具。不仅是家属，就是成千成万的工人，我们也都把他们送到乌拉尔，送到西伯利亚。当时你们为什么不走呢？”舒尔迦问，他心里愈来愈感到痛苦。

她没有作声，舒尔迦看到她一动不动，直挺挺地坐着，仿佛在倾听隔着门厅的那个房间里的动静，知道她并没有好好地听他的话。于是他自己也不禁倾听起那边的动静来。

那边只是偶尔传来几声低低的谈话，听不清那边在干什么。

不管万尼亚是多么顽强和冷静——这在同学们口中甚至成为美谈，——他仍然没能给沃洛佳弄到一辆大车，或是在汽车上找到一个座位。他回到家里，看见若拉已经等得疲倦不堪，父亲也已经回到家里：根据这一点，他知道柯瓦辽夫一家已经走了。

若拉今年十七岁，个子长得非常高，不过比起万尼亚来还是矮半个头。他生来就黑，被太阳晒了变得更黑，他生着饱满的嘴唇、弯弯的睫毛和一双亚美尼亚人的美丽的黑眼睛。

他的样子有点像黑人。

虽然年龄上有差别，他们这几天来却成了好朋友：他们俩都是爱书如命的人。

万尼亚在学校里甚至被称做教授。他只有一套节日穿的、带有棕色条纹的灰色衣服，只有在生活中的隆重场合他才把它穿上；而且这套衣服像他所有的衣服一样，也已经嫌短。但是当他在上装里面穿上翻领白衬衫，打上咖啡色领带，戴上黑玳瑁边眼镜，口袋里装满报纸，弯着的胳膊里拿着一本书，心不在焉地用书拍拍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