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部，让他们通知我的家属或是有关的人，就说我已经光荣牺牲……’我说……”

谢辽萨不作声了，好一会工夫他抑制住呼吸，吃着被泪水沾湿弄咸的面包。

“啊，你……”娜佳啜泣着。

是的，她的小弟弟一定忍受了很大的痛苦。她已经不记得，他在七岁以后什么时候曾哭过——他是个硬骨头。

“你怎么会跟他们在一块的？”她问。

“就是这么碰上的，”他又兴奋起来，连脚一齐上了姐姐的床。“我们的防御工事刚要筑好，我们的部队就已经撤退过来，在那儿防守。全部克拉斯诺顿人都回家了，我就请求一个上尉连长把我编进连里。他说：‘没有团长批准我做不了主。’我说：‘帮帮忙吧。’我就拚命地请求，还有一个司务长支持我。战士们都在笑，可是他说什么也不答应。我们在争论的时候，德国人开始炮轰了。我跑进了战士们的掩蔽部，他们爱惜我，一定要等天黑才放我走。等到夜里他们叫我离开，可是我只爬出了掩蔽部，仍旧趴在壕沟后面。早上德国人来进攻，我又回到壕沟里，从一个被打死的战士身上取下步枪，跟大伙一起射击起来。有好几个昼夜，我们不断击退进攻，已经没有人赶我走了。后来上校也认出了我，他说：‘我们是必死无疑，否则的话，我们一定把你编进队伍，可是，我舍不得你，你还应该活下去。’后来他笑着说：‘你就把自己算做个游击队员吧。’这样，我就跟他们一起，差不多撤退到上杜望纳雅。我看见弗里茨①，就像现在看见你这么近，”他压低声音，咝咝地说。“我亲手打死了两个……也许还不止，不过这两个——我亲眼看见是我打死的。”他撇了撇薄薄的嘴唇说，“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被我看见，我就要杀死他们，我就要杀了这批坏蛋。你记住我的话吧……”——①弗里茨是德国人的普通名字，常用来代表德国人。

娜佳知道，谢辽萨说的是真话：他杀死了两个弗里茨，而且还要杀死他们。

“你会送命的。”她害怕地说。

“情愿死，也比恬他们的靴子或是苟且偷生强。”

“唉，我们真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事！”娜佳绝望地说。她更清晰地想象着，明天，也许就在今夜，会有什么灾祸等着他们。“我们医院里有一百多个不能行动的伤员。还有一位医生，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陪他们留下来。我们每次走过他们身边的时候心里老是担心，生怕德国人会弄死他们！”

她忧愁地说。

“应该让居民分别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你们做事怎么这样？”谢辽萨激动起来。

“居民！现在谁知道谁在打什么主意？听说，在我们‘上海’，有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躲在伊格纳特-福明家里，谁知道他是个什么人？也许是德国人派来，先来摸底的。福明藏的人反正好不了。”

福明是一个矿工，因为工作出色曾经多次得奖，并且在报上受过表扬。他是在三十年代初在这儿村里出现的，那时像在全顿巴斯一样，在克拉斯诺顿也有许多陌生人出现，并且在“上海”安家落户。关于福明有着各种不同的传说。娜佳现在说的就是这一点。

谢辽萨打了个呵欠。现在，他把话都讲了出来，面包也吃完了，他觉得自己是完全到家了，他想睡了。

“你躺下吧，娜佳……”

“现在我睡不着了。”

“我可睡得着。”谢辽萨说着就爬回自己的床上。

他的头刚靠到枕头，他眼前就浮现出卡车上那个姑娘的眼睛。“说什么我也要找到你。”谢辽萨喃喃地说，他脸上露出了微笑，接着，他眼前的一切和他心里的一切都消逝了

第13章

读者，如果你有一颗充满刚毅、大胆和渴望丰功伟绩的鹰之心，但是你自己还是个赤着脚乱跑、脚上都是裂口的孩子，人们对你的心灵所向往的一切一切都还不了解，那你打算怎样行动呢？

谢辽萨-邱列宁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他就像草原里的草那样生长起来。他的父亲是图拉人，从小就到顿巴斯来谋生。在四十年的矿工生活中，他对自己这行职业养成了一种天真、自尊、专断的自豪感；无论在于哪一种职业的人身上，这种特点都没有像在水手和矿工身上那样显著。甚至在他根本不做工人以后，他，迦夫利拉-彼得罗维奇，仍旧以为自己是全家最重要的人。每天清早他把全家都叫醒，因为照矿工的老习惯，天不亮他就醒了，可是他一个人又感到寂寞。不过他即使不感到寂寞，也照样会把大家吵醒，因为他一清早就咳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一醒就要咳上一个多钟头。他咳起来吁吁直喘，又是吐痰，又是清嗓子，胸口好像一只坏了的风琴似的，发出可怕的、嘶哑的咝咝声和嘘嘘声。

然后他就整天坐着，胳肢窝下面撑着叉头上包皮的拐杖。他瘦得只剩皮包骨头；隆起的长鼻子以前大而多肉，现在却变得又尖又瘦，简直可以用来裁纸；凹陷的面颊上长满粗硬的灰白胡茬；两撇笔直的胡子威风凛凛，这两撇胡子在鼻孔下面还保持原有的浓密，越到梢上越稀，最后只剩一两根柔韧的毛，像两根长矛朝两边翘着；两道浓眉下面是一双颜色变淡的、目光锐利的眼睛。他就这样撑着拐杖有时坐在自己的床上，有时坐在土房的门槛上，或是坐在棚子旁边的木墩上，严厉地、短促地、威风凛凛地发号施令，教训大家，有时候一阵咳嗽，咳得全“上海”都能听到他的嘶哑的连咳带喘的声音。

要是你不到老年就丧失了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