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不要表现得太突出，不要参加社会活动，对上级要顺从，还有，千万不要批评任何人。

久而久之，这个隐姓埋名的人就成了一个受当局重视的人，他们认为他不仅是一个勤恳诚实的工人，而且非常谦虚，纪律性很强。他有足够的自制力毫不改变他的这条行动方针，甚至到德军逼近伏罗希洛夫格勒时还是如此。但是他毫不怀疑德国人一定会到来。只有在别人问他，如果德国人来了，他肯不肯把他的房子让地下组织使用的时候，他才突然被那样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感情和可以复仇的喜悦所控制，险些露出了马脚。

就连舒尔迦非常欢喜的这件事，——福明在家里也穿着上装、打着领带、带着怀表，——也并不是因为福明十分注意整洁（他平时虽然也像所有的工人一样，穿得干干净净，但是只穿普通的家常便服），而是因为他时刻在等待德国人来临，为了博得德国人的欢心，就从箱子里取出了他最好的行头。

在斯塔庆柯先去晋见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再去见巴尔德副宪兵站长的时候，舒尔迦就躺在那个营房里另外半边的一间又小又暗的单人牢房里，他遭到毒打，浑身是血。

营房的这一半是几间禁闭室，当中有一条窄走廊，通向民警局办公室的走廊。在过去，这半边是克拉斯诺顿唯一的拘留所。

“新秩序”，秩序①，就在于：拘留所的几个单人牢房和普通牢房里现在都挤满了男女老少。这里面有城里人和来自哥萨克村镇的人，他们因为被怀疑为苏维埃工作人员、游击队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而遭拘捕；有人因为言语或行动侮辱了德国的荣誉，有人因为隐瞒自己的犹太血统，有人因为没有证件，或是仅仅因为他们是人而被拘捕——①原文为德语。

几乎不给这些人吃的，不但不让放风，连大小便也不准出来。牢房里恶臭难闻，营房里早已霉烂的旧地板上污秽不堪，浸透了尿和血。

不管所有的牢房是怎么挤，马特维-舒尔迦或是叶夫多金-奥斯塔普楚克——他被捕时用的名字——仍旧被单独关着。

在被捕的时候，他就被打得遍体鳞伤，——他抵抗，他力大无比，使德国人很久制服不了他。后来，到了监狱里，勃柳克纳宪兵站长、巴尔德副宪兵站长、逮捕他的党卫队分队长芬庞、“警察队长”索里柯夫斯基和德国“警察”福明都打过他，他们希望趁他神志没有清醒以前就立刻摧毁他的意志。但是如果在正常状态下都不能从舒尔迦那里探出一点口风，那么，当他处在残酷的斗争中，就更不可能从他那里探听出什么来了。

他是那样地强壮，即使现在到了遍体鳞伤和浑身血污的地步，他躺着也不是因为筋疲力尽，而是强迫自己躺着休息一下。假如他再被带去审讯，他一定还能全力以赴地去斗争。他的脸火辣辣地发痛，一只眼睛被打出血，肿了起来。一支胳臂被芬庞分队长用铁棒在手腕上部打了一下，万分疼痛。舒尔迦一想到德国人在什么地方也同样折磨着他的妻子和他的孩子，由于他舒尔迦的缘故折磨着他们，可是他却毫无指望去搭救他们，他的心都要碎了。

但是比肉体痛苦和这种津神折磨使他更感痛苦的是，他想到自己没有履行职责就落进了敌人的魔掌，而且还是咎由自取。

在他的处境下，他似乎可以自然而然地为自己开脱，说他的失败并不怨他，而是因为别人把不可靠的接头地点给了他，——这种想法仅仅在他刚刚被捕的时候钻进过他的头脑，但是立刻就被他抛开了，认为这是对弱者的虚假的安慰。

凭他自己的生活经验，他知道任何社会活动的成功都必须依靠许多人，尽管在这些人里面会有人对自己这部分工作执行不力或者甚至会犯错误。但是既然被派到非常的环境中去做非常的工作而又没有把工作做好，那只有津神懦弱的可怜虫才会埋怨这是别人的过错。纯洁的内心的呼声告诉他，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有着过去的地下工作的经验，所以才被选拔出来担任这个非常环境中的非常工作，希望他能运用他的意志、经验和组织才能去克服种种危险、困难、艰苦、障碍，并纠正与这个工作有关的别人的错误。这就是舒尔迦在他的失败中不能埋怨别人也没有埋怨别人的缘故。他意识到他不仅是个人失败了，而且也履行不了自己的职责。这种想法折磨着他的灵魂，比任何别的痛苦都更为可怕、更为痛心。

不肯缄默的、正直的内心的声音提醒他，他总有什么地方、什么事情做得不对。他痛苦地一再在自己的脑海里回忆他跟普罗庆柯和刘季柯夫分手后他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详情细节，但是他找不出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对。

舒尔迦以前和刘季柯夫根本不认识，可是现在却不断地为他担心，特别是因为交给他们两人的工作能否完成，现在完全要靠刘季柯夫了。但是在可怕的磨难中，在难忍的烦恼中，他的心却更经常地怀念他们共同的领导人和他个人的朋友普罗庆柯，并且问道：“你在哪里，伊凡-费奥多罗维奇？你怎么样？你活着吗？你是在打击该死的敌人吗？你能胜过他们吗？你的妙计能超过他们吗？会不会你也像我一样，你的灵魂也在受着煎熬？或是乌鸦已经在草原上啄食你的快乐的眼睛？……”

第29章

普罗庆柯跟刘季柯夫和舒尔迦分手之后，就和妻子动身前往以北顿涅茨河对岸的米佳金森林为根据地的队伍里去。他们得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