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算是全部进入到突厥人的嘴中！

杨子灿的“铁壁合围”之策，不在阻止他们进长安，而在他们进长安、完成权力“分配”之后，收紧绞索！

直到此刻，许多反王才恍然惊觉，他们当初能“顺利”进入长安，根本就是杨子灿故意留下的陷阱！

他们心心念念的封地，此刻已成为被重重兵锋围困的孤岛，归路已断！

所谓的裂土封王，瞬间成了一个无比辛辣的讽刺——他们被封在了杨子灿预设的包围圈里！

恐慌、愤怒、绝望的情绪如同瘟疫般在新落成的“延兴”朝堂和各王府邸间蔓延。

四

突如其来的军事封锁，彻底打乱了所有人的计划。

李渊和李密，这两位最有实力的枭雄，反应最为激烈，却也最为矛盾。

他们的封地都在包围圈之外，但归路被堵死。

强行突围？

面对以逸待劳、阵容齐整的隋军精锐，胜算几何？

更何况，内部还有彼此虎视眈眈。

留下？

困守长安，与这小儿皇帝和诡异的鬼谷道纠缠，岂是长久之计？

然而，这危局也给了他们留在西京的绝佳借口，“拱卫天子”、“共商破敌之策”……成了最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们开始积极活动，试图利用留在长安的机会，进一步控制朝局，整合被困的其他势力，寻找破局之法。

李渊加紧了对京兆地区驻军的掌控，李密则频繁联络窦建德、王世充，试图结成临时同盟。

窦建德，他的河北封地同样被隔断。

此人相对务实，一方面与李密虚与委蛇，另一方面也暗中派人尝试与包围圈的隋军接触，试探虚实，甚至考虑是否可能“归顺”东都朝廷，以保全实力。

刘武周和薛举，一个依赖突厥，一个身为傀儡，本就缺乏独立行动的魄力，此刻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只能紧紧抱住突厥（刘武周）或暗中向粟末地传递求援信息（薛举），自身难有作为。

王世充、罗艺及其他中小反王，更是陷入极度不安之中，留也不是，走也不是，只能依附于李渊、李密等大佬身边，见风使舵，各自寻找生机。

大兴城，并未因为分封的落定而平静下来，反而因这突如其来的外部高压和归路断绝，变得更加波诡云谲。

表面的合作之下，是更加激烈的权力倾轧与阴谋算计。

乱，开始了。

暗杀、投毒、离间、栽赃……种种见不得光的手段，开始在长安的坊市街巷、深宅大院中此起彼伏。

各方势力都在试图削弱对手，壮大自己，为可能的火并、突围或投降增加筹码。

鬼谷道，这个最擅长在混乱中牟利的组织，自然不会缺席。

合纵连横、纵横捭阖的手段，被他们运用得淋漓尽致。

玄幽子长老暗中会见李密，分析利害；马三宝穿梭于窦建德、王世充之间，传递着暧昧的信息；徐昭燕则加强与突厥特使的联系，试图借外部压力影响内部平衡。

他们将这混乱的旋涡，视为实现其“不王而王”目标的绝佳舞台。

好热闹，也好危险。

而所有的危险，在经历了几轮无形的碰撞与试探后，似乎开始有意无意地，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汇聚——

那位身兼平阳公主、突厥侧可敦、鬼谷道秀子、辅政大臣数重身份，且育有“突厥王子”血脉的李秀宁，以及她怀中那个尚在襁褓的孩儿阿远。

她地位特殊，影响力巨大，却又似乎成了各方势力共同的“障碍”或“筹码”。

李渊父子，视她为家族之耻、权力绊脚石；李密，认为她是鬼谷道操控朝局的爪牙；其他反王，对她手中的玉玺和与突厥的关系既羡且妒。

甚至鬼谷道内部，玄幽子一派对她是否过于“感情用事”（指对杨子灿及其孩子）也可能存有疑虑。

明枪暗箭，开始向她纷纷袭来。

一次归园途中的“意外”伏击，虽被独孤彦云的鬼面军击退，却敲响了危险迫近的警钟。

一连两次，有府中仆役被发现暗中投毒，若非陈音儿离开前留下的解毒药方，后果不堪设想。

而市井间关于她“牝鸡司晨”、“祸乱朝纲”、“突厥妖女”的流言，愈发恶毒。

必死之局吗？

李秀宁抱着孩儿，站在归园的阁楼上，望着远处暮色中沉寂的长安城轮廓，眼神冰冷而坚定。

她摸了摸袖中那枚冰凉的玄鸟私印和那个未曾动用的锦囊。

“想让我死？”

她低声自语，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没那么容易。”

五

与西京长安的混乱、险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都洛阳的政权运转，显得相对完善、顺畅。

最频繁的政令，便是人事更迭。

随着各地匪患（实为不肯归附的反王或割据势力）被一一剿灭或收编，郡州级别的行政、经济秩序开始逐步恢复。

东都朝廷借此机会，进行了好一轮官员的任免，大量有才能、肯实干，或倾向于粟末地理念的官员被提拔到关键岗位，替换掉那些腐朽无能的旧官僚。

最明显的转变，是行政体制之变。

全国范围内，偏向于战时的军管系统开始慢慢转变。

各大区域的剿匪大营，职能和名称开始悄然变化，“剿匪”变为“行军”和“靖安抚慰”，其最高长官从“大将军”变为“行军总管”和“抚慰大使”，下属机构也相应调整。

当然，这种转变的效果，并不会那么快的表现出来，尤其是在仍面临西京伪政权军事威胁的情况下。

但是，东都朝廷锐意进取的清晰信号，已经发出。

东都朝廷，开始将目光从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