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路上。

然而，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看去，这些携带中原先进生产技术、文化典籍、语言文字和血缘基因的“罪犯”及其后代，如同被狂风吹向四方的种子。

尽管过程残酷，却也必定会在在陌生的土地上，顽强地扎根、繁衍、生息。

他们，不论主观意愿，在客观意义上，极大地促进了汉文化、汉文明的传播与血脉散播。

这一举动，必然为未来一个更加辽阔、更具内在多样性与统一性的中华文明圈，刻意地撒下了最初的种子。

帝国的边界，在这些人的血泪中，也被悄然夯实与拓展。

二

一切的喧嚣，逐渐平息。

生命熄灭的血腥气，终于被阵阵秋风吹散。

这是，一个更为现实、也关乎国本的问题，摆在了新朝统治者的面前。

大隋天下，究竟还剩下多少子民？

永安元年末，由户部牵头，并得到了军方的强力支持，一份详尽的天下人口统计奏表，被秘密呈送至御前暨政事堂核心成员面前。

一系列冷静近乎冷酷的数字，揭示了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巨大动乱，对帝国人口造成的恐怖消耗。

“经初步计核，大隋永安元年，官方在册户籍为，三百八十万户，两千八百万人丁。”

这个数字，让御书房内的杨子灿、裴矩、萧瑀等人，陷入了长久的、无言的沉默。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沉重的窒息感。

他们清晰地记得，就在不到二十年前，即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帝国户部那象征着鼎盛与繁荣的簿籍上，记录着怎样一个辉煌的数字。

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

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

而这，还仅仅是官方所能统计到的“编户齐民”，考虑到当时必然存在的世家荫户、豪强隐户、以及边远地区的未登记人口，太学博士与户部官员内部估算，帝国当时的实际人口可能高达五千五百万，甚至六千万！

即使在阿布前世，那个被确认的数字，也是中唐以前，中华人口史上公认的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

短短十余年，天下板荡，烽火连天，疫病横行，饿殍遍野。

奏表以冷静的笔触，分析着人口锐减的原因。

直接死于战乱、饥荒、瘟疫者、失踪者，经过多方数据比对与推算，估算约为两千六百八十万人。

这个数字本身，已经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仿佛能看到无数城镇村庄化为废墟，千里无鸡鸣的惨状。

然而，奏表也随即指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

在反王联盟已被基本平息，大规模战事结束的情况下，帝国各区域的人口统计数字，相比大业顶峰，下降幅度仍高达五至六成！

除了那两千六百八十万直接死亡人口，其余的巨大缺口，去了哪里呢？

一千两百万口！

答案，在于持续不断地“流徙+脱籍”。

而这两个词，在奏表的语境下，很大程度上指向了同一个归宿——“实边”。

奏表明确指出，在过去十余年间，持续地、有计划地战俘、罪犯及其家属，向帝国的四面八方进行着转移和输送。

向东北，是粟末地本土、营州、辽东等地的广袤黑土地。

向北，是河套平原、阴山以南的丰美牧场。

向西北，是亟待开发的河西走廊，重建丝绸之路的据点。

向南，是岭南、交趾的湿热山林，以及更遥远的南海岛屿。

但是，粟末地偷偷转移过去的人口，并不在此列，这是杨子灿和粟末地政权的高度机密。

这些更加恐怖的数量人口，早就越过重洋和险阻，去了夷州、崖州……等的拓殖基地，以及那片被命名为“殷地安”的辽阔新大陆……

失踪者，“流徙+脱籍”者，实边者……他们真实的数字，杨子灿比谁都清楚。

三千二百万人口！

可仅仅是一千两百万口的数字，也足以令任何传统的史官、太学博士、户部官员瞠目结舌。

它清晰地揭示了一个事实，战后的大隋，真正是地广人稀。

地广人稀，在没有彻底解决耕作技术的时代，就意味着良田荒芜，村镇空置。

它，也从任何人都意识不到的层面，揭示了穿越者阿布那超越时代局限的野心与布局。

他，不仅仅是在平定一场内乱，更是在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主动的人口与资源的全球性再配置。

这，也是在为汉文明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更加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这些在官方统计中“消失”了的三千二百万人，并未真正消失于世间

他们如同无数滴奔流入海的水珠，正散布在帝国辽阔的边疆和新拓展的领土上。

披荆斩棘，垦殖戍边

缓慢而又稳固地构建，一个更为分散、更具韧性、潜力和抗风险能力的汉新文明衍生体。

这些，即使是此时代最聪明的学者或官员，想破脑筋，也绝对不会勘破真相。

奏表的另一部分，则用大量的篇幅，用数据和案例，清晰地揭示了“除石计”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或许也是先帝杨坚和杨广，包括苟着的杨子灿，乐于见到的“副作用”。

曾经显赫数百年，上可操控皇权更迭，下可垄断地方经济文化，门生故吏遍布天下，甚至敢于鸩杀亲王的传统豪门大族，垮台了。

宇文、独孤、窦、于等家为代表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以崔、卢、李、郑、王等山东五姓七望为首的，士族门阀。

以王、谢、袁、萧等为首的，江南华族……

如此等等，在隋末这场席卷天下的大动乱中，遭到了自北魏汉化以来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