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具体什么病我就不说了。父亲带我去德里看病。他陪我待了六个星期，让大夫们给我治疗。他们说我差点死掉。也许我应该死。对一个年轻诗人而言，死亡大概是个相当不错的事业上的进步。回来以后，我变得脆弱而孤僻。我厌倦了写作。食物、谈话和娱乐都变得索然无味。我讨厌有人来访。我只想拉上窗帘，整天睡觉，也希望天天如此。这的确成了我最主要的活动。最后，我下了床，慢慢恢复了日常作息，只因为这是一个人不得不为的必要活动，以此保持身体的机能和表面上的教养。可我觉得不完整了，好像把一件极其重要的东西留在了印度。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父亲担心吗？

妮拉·瓦赫达提：恰恰相反。他很受鼓舞。他认为与死亡的邂逅已经让我摆脱了不成熟和任性。他不理解我感到的是失落。我读到过，布斯图勒先生，如果雪崩把你埋住，你倒在好多好多雪的下面，就会分不清上在哪边，下在哪边。你想把自己挖出去，却选了错误的方向，于是把你自己挖进了死亡。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迷失了方向，置身于混乱的状态，却没了罗盘。还有无法形容的沮丧。处在这种状态下，你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当苏莱曼·瓦赫达提向我父亲提亲时，我表示了同意。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那时二十岁。

妮拉·瓦赫达提：他可不是。

她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块三明治，我谢绝了。那再来一杯咖啡？我接受了。她一边开始烧水，一边问我结婚了没有。我告诉她没有，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结婚。她回过头，看着我，目光逗留不去，然后咧嘴一笑。

妮拉·瓦赫达提：唉，平时我可一眼就能看出来。

艾蒂安·布斯图勒：真神奇！

妮拉·瓦赫达提：大概是脑震荡。

她指了指印花方巾。

妮拉·瓦赫达提：这可不是赶时髦。几天前我滑倒了，摔了一跤，把脑门子摔开了。就算这样，我还是应该能看出来啊。我的意思是看出来您。凭我的经验，像您这样了解女人的男人，似乎都不太想和女人有什么关系。

她把咖啡递给我，自己点了支烟，然后坐下。

妮拉·瓦赫达提：关于婚姻，布斯图勒先生，我有个理论。也就是说，用不了两个星期，您肯定就知道婚姻合不合适。让人吃惊的是，有太多的人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戴着枷锁，拖延着，双双陷在一种自欺欺人的状态里，摆脱不了虚幻的希望，可实际上，他们在最初的两个星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我呢，我需要的时间更短。我丈夫是个正派人，可他太严肃，太冷漠，也太无趣了。而且他爱上了司机。

艾蒂安·布斯图勒：哇。肯定是个很大的打击。

妮拉·瓦赫达提：是啊，的确让老生常谈的故事变得复杂了。

她笑了笑，带着少许的悲哀。

妮拉·瓦赫达提：我主要还是替他难过。他实在是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点。我们的女儿六岁时，他中风死了。当时我本可以待在喀布尔。我有房子，有我丈夫的财产，还有个园丁，加上刚才提到过的那位司机，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可我收拾了行李，然后我们俩，我和帕丽，就跑到法国来了。

艾蒂安·布斯图勒：可照您之前说的，您这样做是为了她着想。

妮拉·瓦赫达提：我做的每件事情，布斯图勒先生，都是为我女儿做的。对我为她付出的这一切，倒不是说她不理解，或者说不知道感激，可能她就是没心没肺到了家，我的女儿啊。要是她知道自己可能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遭多大的罪，要不是我……

艾蒂安·布斯图勒：您对女儿感到失望吗？

妮拉·瓦赫达提：布斯图勒先生，我已经相信了，她就是对我的惩罚。

1975年的一天，帕丽回到自己新公寓里的家，看到床上有个小包裹。这是她把母亲从急诊室接回来一年之后，而她离开于连已经九个月了。帕丽现在和一个名叫扎希娅的护士生住在一起。扎希娅是个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姑娘，棕色的卷发，绿色的眼睛，很能干，性格开朗，不知疲倦，也很好相处，不过她已经和男友萨米订了婚，这个学期一结束，就要搬到萨米那儿去了。

包裹旁边有张折起来的纸：给你送来的。我在萨米家过夜。明天见。吻你。扎希娅。

帕丽扯开包裹。里面是一本杂志，上面还别着一张纸条，字迹亲切，柔美，仿佛出自女人的手笔：此件原本寄给妮拉，后递至住在科莱特过去公寓里的夫妇，现又转送给我。你应把转寄地址做一下变更。读的时候注意后果自负。恐怕我们谁也吃不消。于连。

帕丽把杂志放到床上，给自己做了个菠菜沙拉，又弄了点库斯库斯⑨。她换上睡衣，坐到租来的小黑白电视机前吃饭。她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画面是南越难民经空运抵达了关岛。她想起了科莱特曾经上街，抗议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科莱特也曾带了一个大丽花和雏菊编成的花圈，参加妈芒的追悼会，她拥抱并亲吻了帕丽，还在台上完美地朗诵了一首妈芒的诗。

于连没有在仪式上露面。他打过电话，有气无力地说他厌恶追悼会，因为现场令人压抑。

谁不是呢？帕丽说。

我看我最好还是躲远点。

随你便吧。帕丽在电话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不来也不会让你解脱，你不露面只能让我得到解脱，因为我们曾经那么鲁莽轻率，那么没心没肺。我的天啊。帕丽挂断了电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