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还烤了派。大家感谢他的服役。他们说：嘿，坚强起来。上帝保佑。几天之后，埃克托尔的父亲塞萨尔来了我们家，和我一起装了条轮椅坡道，跟塞萨尔在自己家装的那条一模一样，坡道铺在他家门口，门前挂着美国国旗。我记得我们俩装坡道的时候，我真想给塞萨尔道个歉，因为埃克托尔出事的地方正是我父亲的祖国。

“嗨。”我在电话里说，“我想我该签个到。”

“家里都挺好的。”埃克托尔说，“我们吃过了。我们玩《价钱猜猜看》③来着，这会儿正忙乎《轮子》③呢。接着还有《赛乐赛》③。”

“哎呀，真对不起。”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的姑娘④。我们开心着呢。对不对呀，亚伯？”

“谢谢你给他做了蛋。”我说。

埃克托尔把嗓音压低了一度。“其实是煎饼。你猜怎么着？他可喜欢了。把四张一摞的饼给吃完了。”

“实在感激不尽。”

“嘿，姑娘，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新画，小孩戴帽子那张，帽子好滑稽。亚伯给我看的，他也很骄傲。我……怎么说呢，该死！伙计，你真该觉得骄傲。”

我笑着换了车道，让后面的车超过去。“圣诞节送你什么，我大概现在就有底了。”

“你一说我又想起来了，为什么咱俩不能结婚？”埃克托尔说。我听到巴巴在一旁抗议，埃克托尔哈哈笑着，嘴离开了听筒。“我开玩笑呢，亚伯，别当真。我是个残废。”他接着对我说：“我觉得你爸刚才用普什图语，在心里臭骂了我一通。”

我提醒他让巴巴服上午的药，便挂了电话。

这就像看见了广播名人的照片，他们跟你在车里听收音机的时候，脑子里想像出来的样子完全不同。首先，她很老，或者说显得太老气了。这一点我当然知道。我算过，估计她已经过了六十岁，可眼前这个花白头发的小老太太，还是很难和我一直以来想像中的那个小姑娘对上号，她本来只有三岁，黑头发卷卷的，两条眉毛长长的，几乎连在了一起，就像我一样。可她比我想像的要高。我能看出来，哪怕她坐着，坐在三明治小店边的长椅上，怯生生地看着四周，好像迷了路。她肩膀很窄，面容清秀可人，头发拢在脑后，用一条钩编的发带固定。她戴着翡翠耳环，穿褪色的牛仔裤，长长的鲑鱼色束腰毛衣，脖子上系着一条黄色围巾，颇有几分漫不经心的欧洲式优雅。她在临行前的电子邮件里告诉过我，她会戴上这样一条围巾，好让我很快认出她来。

她还没看见我，于是我又磨蹭了一会儿。航站楼里，旅客们推着行李车从我身边经过，接送车的司机们举着标牌，上面写有客人的姓名。我的心在胸腔里大声呼喊，我告诉自己：这就是她。这就是她。真的是她。然后我们的目光碰到了一块，她脸上漾起了认出我的表情。她挥手致意。

我们在长椅边见了面。她咧开嘴笑着，而我两腿发软。她笑起来和巴巴一模一样，只是上面两颗门牙中间，有道米粒般大小的齿缝。他们都是朝左边歪着嘴，笑得五官挤作一团，眼睛眯成一条缝，微微翘着脑袋。她站起身，我注意到了她的手，疙疙瘩瘩的指关节，从第一个指节开始，四个指头便朝着和拇指相反的方向，向外弯曲，手腕上还有鹰嘴豆大小的肿块，看上去是那么痛苦，让我觉得揪心。

我们拥抱在一起，她亲了我的脸，一边一下。她的皮肤柔滑，像细细的毛毡。我们分开时，她还是抓着我，胳膊向前伸着，两手把住我的肩膀，打量着我的脸，好像在给油画做鉴定。她眼睛里有一层湿漉漉的水膜，目光中满是喜悦。

“很抱歉我迟到了。”

“没什么。”她说，“总算和你在一起了！我实在太高兴了！”——没什么。总算和你在一起了！面对面的时候，她的法国口音比电话里听起来还要重。

“我也很高兴。”我说，“飞机上还好吗？”

“我吃了片药，不然我知道我睡不着。我肯定一路都醒着。因为我太高兴，太兴奋了。”她盯着我看，对着我笑，好像害怕看一眼别处，这魔咒就会失效，一直到头顶上的广播提醒旅客，遇到无人看管的行李要及时报告，她的表情才稍稍放松。

“阿卜杜拉知道我来吗？”

“我告诉过他，我要带一位客人回家。”我说。

后来上车的时候，我偷偷地瞅了她两眼。真是奇怪。帕丽·瓦赫达提坐在我车里，离我不过几寸，却给了我一种怪异的错觉。一瞬间，我看她看个清清楚楚：脖子上的黄围巾，发际线上短而薄的头发，左耳下方咖啡色的痣，可是再一眨眼，她的容貌便罩上了一层雾霭，我好像在透过一层毛玻璃看她。我忽然感觉有点晕眩。

“你没事吧？”她一边扣好安全带，一边看着我问道。

“我老在想你会消失。”

“什么？”

“只是……只是有点难以置信。”我说着说着，就神经质地哈哈笑了起来。“因为你真的存在。因为你居然就在眼前。”

她微笑着点点头。“哦，我也一样。我也觉得这很奇怪。你看，我这一辈子都没遇见过和我同名的人。”

“我也没有啊。”我打着了火。“跟我讲讲你的孩子们吧。”

我开出了停车场，她开始跟我讲孩子们的事，说起他们的名字来，仿佛我从小和他们相熟至今，仿佛她的孩子们和我一起长大，一起参加过家庭野餐，露营，去海滨度假地避暑，做过贝壳项链，玩过用沙子埋人的游戏。

我真希望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

她告诉我，她儿子阿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