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来，她颇为激动不安。她坐得笔直，脸色煞白，两腿并在一起，双手交叠，从椅子边儿向前探出身体，笑得那么僵硬，连嘴唇都白了。她的目光死死盯着巴巴，好像只有片刻的工夫能和他在一起，因此要使劲记住他这张脸。

“巴巴，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位朋友。”

他看着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妇人。这段日子他看人的眼神总是让人揪心，就算他直视着他们，目光中也是空空如也。看上去，他是游离的，隔绝的，似乎他本来打算瞧一瞧别的地方，却一不小心，目光才落到了他们身上。

帕丽清了清嗓子，可是清也白清，她一张嘴，声音就在哆嗦。“你好，阿卜杜拉。我叫帕丽。真高兴见到你。”

他慢吞吞地点点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脸上泛起了茫然和困惑，仿佛面部肌肉的痉挛。他看看我的脸，再看看帕丽。他张开了嘴巴，露出干涩的笑容，他认为人家捉弄他的时候，就是这副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你有口音。”他终于说话了。

“她住在法国。”我说，“对了，巴巴，你必须讲英语。她听不懂波斯语。”

巴巴点点头。“这么说你住在伦敦？”他对帕丽说。

“巴巴！”

“怎么了？”他狠狠问了我一句，接着才明白过来，不好意思地呵呵一笑，然后改说英语。“你住在伦敦？”

“实际上，是巴黎。”帕丽说。“我住在巴黎的一套小公寓。”她没有把目光从他脸上挪开。

“我一直有个计划，带我妻子去巴黎。苏丹娜，她叫苏丹娜。愿真主让她灵魂安息。她过去老是说：阿卜杜拉呀，带我去趟巴黎吧。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巴黎？”

其实，我母亲不太喜欢旅游。她从来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抛下自己家里的舒适和随意，跑去吃坐飞机的苦，受搬行李的罪。她对天下美食兴趣索然，最心仪的外国菜只是陈皮鸡，泰勒街一家中餐馆就能送外卖。有点让人称奇的是，有时巴巴会以不可思议的精确，让我母亲在他心里还魂。比如说，他能记起她加盐的时候，会把盐粒放到手上，再抖落到自己的菜里；再比如说，她有个习惯，别人打电话时，她喜欢插嘴，可是又不拿过电话来自己说。可是其他时间，他又会变得什么也记不清。我猜想，妈妈正在他脑海中不断暗落，她的脸退入了阴影，每过去一天，对她的记忆就会有所衰退，有所流失，如同握在手中的沙子不断漏掉。她正在变成一个没有血肉的鬼影，一个空壳，他不得不逼着自己，用臆想的细节和捏造的个性，去加以填补，哪怕这记忆是伪造的，似乎也总要好过忘得一干二净。

“嗯，这是座漂亮的城市。”帕丽说。

“也许我还是要带她去的。可她现在得了癌症。女人得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卵……”

“卵巢癌。”我说。

帕丽点点头，她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挪回到巴巴身上。

“她最想去爬埃菲尔铁塔。你见过吗？”巴巴问。

“埃菲尔铁塔？”帕丽·瓦赫达提笑出了声。“哦，是的。天天见。说实话，我想躲都躲不开。”

“你爬过吗？有没有一直爬到顶？”

“我爬过，是的。上面很美。可我害怕登高，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太舒服。可是到了塔顶，如果赶上大晴天，你就能看到六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当然了，巴黎的很多日子没那么好，天也没那么晴。”

巴巴咕噜了两声。帕丽受到鼓舞，继续大讲铁塔，讲它花了多少年才建成，讲它本来没打算保留到1889年的世界博览会之后，可她没法像我那样读懂巴巴的眼神。他拉长了脸。她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抓不住他了，他的思绪已经像风中的落叶一样变换了方向。帕丽在座位上挪了挪，又凑近了一点儿。“你知道吗，阿卜杜拉？”她说，“每隔七年，他们就要刷一遍铁塔。”

“你说你叫什么来着？”巴巴问。

“帕丽。”

“那是我女儿的名字。”

“对，我知道。”

“你们名字一样。”巴巴说。“你们俩，你们俩名字一样。知道了吧。”他咳嗽了两声，心不在焉地揪着躺椅扶手上的一小块破皮子。

“阿卜杜拉，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巴巴耸了耸肩。

帕丽仰起脸，看着我，好像在请求允许。我朝她点了下头，意思是行。她在椅子上探身向前。“你是怎么决定的，给你女儿取这个名字？”

巴巴扭过头，看着窗子，手指甲还在抠着躺椅扶手上的破洞。

“你记得吗，阿卜杜拉？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他摇摇头，一只手攥起来，使劲一拉羊毛衫，一直拉到下巴底下。他开始小声哼哼，嘴唇几乎不动，嘴里发出一种有节奏的咕哝声。他总是这个样子，只要他陷入焦虑而找不出答案，只要一切变得模糊不清，而支离破碎的思绪突然涌入脑海，冲得他不知所措，两眼一抹黑，只好绝望地等着云开雾散。

“阿卜杜拉？你说什么？”帕丽问。

“什么也没说。”他咕哝道。

“不对，你在唱歌——你在唱什么？”

他扭头看我，一脸的无助。他不知道。

“好像是首儿歌。”我说，“还记得吗，巴巴？你说你小时候学会的。你说你妈妈教你的。”

“好吧。”

“你能唱给我听吗？”帕丽急切地说着，声音哽塞了一下。“拜托了，阿卜杜拉，唱出来好吗？”

他低下头，慢吞吞地摇晃着脑袋。

“唱吧，巴巴。”我轻声说着，伸出一只手，放到他瘦骨嶙峋的肩膀上。“没事的。”

巴巴踌躇再三，头也不抬，尖着嗓子，声音抖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