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营长时我在某连某排当班长，今天您荣升主席大帅了，我还没饭吃呢。”王三把拿了人家手短，就在一边帮腔说：“主席啊，可不是的，他是您的老部下，当一辈子兵了，还没饭吃呢。”汤便说：“妈的真不成器，怎么混成这个样儿！”又说：“叫秘书来，写封信，到某县找县长要个官儿干。”

商震喜欢打马球。他雇佣外国人来饲养管理他的洋马，马厩全都是洋房。他还聘请外国专家教他打马球。他任军长的32军有一支全国军队中唯一的马球队，还到上海参加过国际万国马球队的比赛。

日军侵占江南后，找到北洋时期安福系的重要角色曾毓隽，想请他出面到南京组织伪临时政府。曾不想顶汉奸的骂名，含糊其辞地推托一番后，推荐了在北洋政府当过国务总理的梁鸿志。日本人去找梁鸿志，梁又来找曾商量，问曾：“你说我干还是不干？”曾答：“你得干。”梁说：“你为什么非叫我干不可？”曾说：“你跟我不一样。第一，你生活上喜欢讲排场，豪华太过；第二，你好色；第三，你喜欢玩古董。这三件事都非有很多的钱不可。你不干，哪儿来的钱？”梁鸿志便当上了第一任伪南京维新政府的主席。梁上任后，想回过头来再拉曾下水，哪知曾早已溜之大吉，躲到香港去了。

陈荒煤生在上海，年轻时家住法租界霞飞路。他嗜书如命，买不起就逛书店。当时四马路是上海新旧书店最集中的地段，距陈家大约5里地。陈荒煤经常去那里，一逛就是大半天。如上午去，中午就吃一碗阳春面或两个烧饼，天黑再回家；若是下午去，晚上买个油条烧饼吃了，接着逛。

上世纪20年代，上海几家大报的要闻编辑都染有抽大烟的恶习，常到望平街左近的小烟馆“聚吸”。报馆的工役便把电稿或小样送到烟馆，这些编辑往往就着鸦片灯审阅。那时邵力子刚创办《民国日报》，尚无新闻渠道，便常去烟馆和一群当编辑的烟民闲聊，他并不吸烟，目的是在不经意间从他们口中获取新闻。当年《民国日报》上的所谓“北京专电”，其实不少都来自烟馆的闲谈。

漫画家丁聪的父亲是个京剧迷。丁聪上中学时，常和父亲上剧场看戏，或用收音机及唱机听戏。丁聪嗓子不行，一来二去，便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发展到能在正式的演出场合给名角伴奏，而且与笛子名家同场演奏也能合拍，曾令田汉等大为称怪。丁晚年时，有人提及这些事，请他当场献技，那时他已40年没碰过笛子，拿来一吹，竟致上气不接下气，丁叹道：“毕竟是老了。”

邵洵美好赌，曾总结说：“钟可成赌得最豪，朱如山赌得最精，卢少棠赌得最刁，唐生智赌得最恶，而若论雅赌，舍我其谁？”

京西名刹戒台寺从前高僧辈出，到了民国，寺运零落，败相悉现。僧众吸毒，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少穷和尚染上烟瘾，他们往往夜里摸黑翻山越岭、往返几十里地去做法事，换来几角经贸，置衣衫褴褛、饥寒交加于不顾，立马就去买白面。

李叔同当年多才多艺，绘画、音乐、戏剧、诗文、书法、金石等无所不好，也无所不通。成为弘一法师后，摈除一切，独书法始终不舍，留下了无数墨宝。叶圣陶评价说，弘一法师的书法毫不矜才使气，意境含蓄在笔墨之外，越看越有味。

王景录任军政部交通司司长十余年。后军政合一，何应钦让他兼任交通部次长，他都不干，可见其司油水之大并俨若一独立王国。交通司自王以下各头目皆赌棍。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在一般人家日感“钱紧”的当口，王等一干人却仍三天两头狂赌终夜。无论是玩“牌九”、“梭哈”还是麻将，他们一概不赌现金，而是一次赌毕，结算之后，分别开出支票清账。

胡汉民任广东省长时，市政厅长为伍朝枢。伍嗜赌如命，尤好麻将，他与政客官僚十来人凑成一“文酒之会”，每周一聚，实则为聚赌之会。每每狂赌一宿后，伍不沾家门便直接到市政厅上班。他后来在香港当寓公，搓麻时依旧经常连宵不歇，终于在1934年因兴奋过度，突发脑溢血而亡。

大买办雍剑秋发迹之后，本指望儿子雍鼎臣子承父业，至少守住这份产业。雍鼎臣却无意于此，他结交了一帮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抽，无所不为。他曾连续赌博三昼夜而不歇息一刻。雍剑秋去世前一年，雍鼎臣染上大烟瘾，天天卧床抽鸦片，三年后竟致不能起立，但仍用电话联系股票市场狂赌。

载漪好书法。在北京时写魏碑，后一直写苏东坡的字。发配西北后，每天必以写字为消遣。但载漪写字有个习惯，每次写完即烧掉，从不留笔墨。在甘州时，慕名向“王爷”求字的络绎不绝，无一人得逞。

康有为是个宠物迷，猫狗金鱼等都不在话下，他家还养过大龟、海豹、澳洲袋鼠、孔雀、猴子、麋鹿、驴子。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度嗜酒，每喝必醉。他的另一个爱好是跳舞，终日泡在舞场。有一次袁掏出一张百元的中国银行钞票（当时市面极其罕见），让舞厅茶役给他买烟。烟摊换不开零钱，茶役就垫钱买了一盒，回来对袁克度说：“换不开这样大的钞票，我给十二爷买了一盒，以后有零钱时您再给我吧。”袁借着酒劲当即答道：“这张钞票就给你吧，我不要了！”

汤恩伯有三宝：香烟、汽车和马。他平时抽烟常向副官查数。1939年汤部驻屯河南南阳，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去看汤。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