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几年后，鲁迅致信曹聚仁：“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1926年的一天，胡政之和张季鸾来天津找吴鼎昌，这本是一次友人间的聚晤。仨人闲步街头，路过不久前倒闭的《大公报》门口，见双门紧闭，金字招牌尚高悬门额，吴鼎昌对胡政之说：“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胡答：“你如果有意思，我当然愿意再当一次保姆。可惜我缺少一碗‘救济汤’。”吴说：“钱不成问题。难得季鸾也在这里。咱们就凑合起来吧。”三人一捏咕，当即商定由吴筹资五万元，盘下《大公报》，胡、张来经营。

后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并称《大公报》三巨头，又有一说《大公报》是吴的钱，胡的人，张的笔办起来的。这张起步于1926年的新记《大公报》，也成为此后二十多年间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家民营报纸。

张季鸾与蒋介石关系不错，他在任何场合提及蒋介石，不叫蒋委员长，也不叫老蒋，只一种称谓——蒋先生。但他与蒋交往并非无原则，他曾向一位《大公报》同事谈起：“蒋先生要我到香港去一次，送我5000美金，并且说，钱不够用，还可以在香港就地去拿，把用钱的地方都指定了。您想我怎么能去呢？怎么能用他的钱呢？”

1927年8月22日，郁达夫时在上海，当晚去参加一个聚餐会，第一次见到冰心，郁达夫说：“（对）她的印象，很使我想到当时在名古屋高等学校时代的一个女朋友。”

1928年夏天，郁达夫作避暑之北游，8月29日的日记说：“午后上平则门外去散步，走到了四点回来。睡了一忽，精神恢复了，出去吃晚饭，遇见了许多在北平的教授及文士。大约此后一礼拜中，当为他们分出一部分工夫来，作互相往来，倾谈，同游之用。”

钱穆和胡适曾为北大同事，其间钱穆曾数访胡适，而胡适只回访一次。

钱昌照与宋子文私交甚好。他说：“宋子文是一个典型的欧美派，在家里都是用英文交谈。不过我每次到他家，坚持说中国话，不说英文。”“抗日战争中，在重庆时，沈性元带儿子士湘住歌乐山，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晨回到重庆。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早餐，我总在怡园宋子文家吃，所有的事情他总与我商量，我有重要的事也跟他商量。”

章太炎曾称陈宦为“中国第一号人物”。章去世后，陈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梁漱溟生于1893年，20多岁即成大名。他回忆说：“1920年一个夏天，梁任公（启超）、蒋百里（方震）两先生由林宰平（志钧）先生陪同来我家访我，以前辈而枉顾我一后学，这是我与两先生彼此交往之开始。”

1927年，蒋介石与唐生智在长沙见面，蒋提出与唐结拜，被唐拒绝。唐说：“结拜也靠不住，从这次湖南大变动中，我摸透了，过去和我拜过把子的人，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拜把兄弟干起来，比外人还狠一些。”

1919年，梁漱溟在北大接到熊十力从南开中学寄来的明信片（熊写信习惯用明信片），此前梁曾发表一篇佛学论文，说熊为“此土凡夫”，对佛学不懂，批评佛法使之流荡失守等等。熊在明信片上说：你写的《究元决疑论》，我读到了，你骂我的那些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两人自此“不打不成交”，历四十余年之久。相反的例子是章士钊，梁曾一度崇拜章，“但一见之后，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为当国家多难之秋，民生憔悴之极，有心人必应刻苦自励，而先生颇以多才而多欲，非能为大局而负责之人矣。其后细行不检，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尤觉可惜。”

画家吴湖帆家“座上客常满”，郑逸梅也是常客之一，他说：“我在他寓中，认识了刘海粟、汪亚尘、张大壮、吕贞白、许姬传等。”

冒辟疆的后人冒鹤亭交游极广，在当年，通信是一种重要的交游方式，冒所收信函都留着，按照省份分别收于纸袋中，后累累成堆。

北洋政客田文烈晚年居京津，生活优游闲适。他写给某位友人的一封信可以为证：“请公于明日中午12点钟前，枉莅寒舍便饭，饭后同往公园赏芍药，随至中和听剧。李桂芬两出《十八扯》、《赶三关》，林月霞一出《白水滩》，皆甚佳，不可不早到。同座为吕生次溪，无外客也。”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武汉组建了一个由陶希圣负责的“艺文研究会”，出版《政论》杂志，史学家何兹全任主编。陈独秀常给《政论》写稿，何兹全与陈独秀常在一些场合碰面，两家便有了来往。何兹全后来回忆说：“1942年后，我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工作时，他（陈独秀）住在重庆上游的江津。他在《时事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论说国内国际形势，上篇刊出来了，下篇被扣压不许刊登了。我很想知道下篇的内容，写信给他要。他给我回信，好大的口气，他说：‘我叫张国焘给你寄，他没寄？’这以后通过几次信，讨论过一些问题。”1910年出生的何兹全得享百岁高龄，他说：“我是现在活着的人中唯一见过陈独秀的人。”

翦伯赞与陶行知是知交。陶不吸烟而翦则是烟鬼。某日，美国友人赠陶一听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