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扩展。父亲建造了一座房子，在这其中，生存是美好的，无论你是动来动去还是静静地坐着；在这其中，迄今不可想像的东西现在成为可能了。他自己也证明这一点，比如，他用收音机给我们演奏了一场管弦音乐会，并且从房间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直接说出每一个刚刚开始演奏的乐器名称来。我以这样的方式感受了各种不同的音调，后来在任何音乐厅里都没有过如此的感受。接下来他让我们感到吃惊，因为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展示了那些他平日只是在教堂里，在烛光照耀时才那样做的东西：有一次散步回来，他跪倒在地，双膝同时，额头久久地贴在母亲的额头上。后来，在我的心里，这对男女组合一再出现在卡拉万肯山脉的一对山头上，也就是尖耸的霍赫奥比尔山和扁平的克舒塔山。

惟独到晚上，这几个月里为我们提供保护的避难所就解体了。尤其在黎明时刻，我就惊醒了，是被一阵无声无息的爆裂唤醒的，和他们一起睁着眼躺着，我知道他们同样睁着眼躺在床上，仿佛再也没有隔墙了。这个病人没有呻吟，也没有镜子打碎了——因为我们家里就没有挂镜子——，并且屋后的树林里也没有小鸟叫过。没有滴答的钟声，因为这屋里就没有钟，而在平坦的约恩原野上也没有火车隆隆驶过。我也听不到自己的呼吸声，惟有一种潺潺流水的声音。在我的想像中，这声音来自那深深沉降下去的特罗格谷底。德拉瓦河从那儿流过。姐姐躺在楼下那间当年的奶房里，房子的排水槽里依然还弥散出腐臭的气味。父亲躺在母亲身旁，睁大眼睛，满嘴没有了牙齿。母亲是惟一在梦乡里的人，或者至少是没有被唤醒的人。哪怕再细小的木头咔嚓声穿过这屋子，都像鞭打一样，常常有许多响声从各个无法确定的方向，如同回声在弥漫，与教堂里的钟声不同，不计其数。后来，每当父亲还没有听到第一声鸟叫之前就起身去周边地区时，我便觉得他好像要摆脱掉自己那垂死的妻子，要把我们孤零零地丢弃在他那梦魇似的房子里。

在这样一个夜晚里，我梦见，我们大家在这个被折腾得空空如也的、黑洞洞的客厅里走来走去，哥哥就站在客厅中间，含着激动的泪水，感激这些围在四周的人都爱着他。当我把目光投进人圈里时，我看到其他人如出一辙，然后看到待在一个角落的父亲也同样如此：流着眼泪，你可回来了，犹如一个深爱着自己家人的人，就只爱他们。而且也只有这样，我们这些柯巴尔家的人才会是一个家，流着眼泪，在这空荡荡的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既不能相互接近，也不能相互接触，垂挂双臂。这是一个归根到底只会在梦里出现的家。可是，难道这“只会发生在梦里吗”？

因为在我起程去南斯拉夫前一天，我果真眼睁睁地感受到这场梦境应验了。本来我在这天应该乘上火车离开了，我反正也告别过了，哪怕是不痛快，心不在焉，毫无感觉也罢。然而，我独自在米特勒恩火车站逗留了一个钟头后，便毅然决定掉头回家，在家里再过一夜。我把海员背包放在售票厅那个职员那里，朝着东方返回去，先是顺着轨道走，然后穿过多布拉瓦那片稀疏的松树林。那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片次生林地。时值一个初夏的下午，我背着太阳行进。在林子里熟悉的地方，我发现了今年长出的第一茬蘑菇，开始是形状不大和一成不变的鸡油菌，在这片多布拉瓦卵石地上呈现出一派白晃晃的景象。然后走着走着，迎面越来越多地闪耀着牛肝菌，个个掂在手里都沉甸甸的。在这里，我这个平日对颜色缺少感觉的人居然能够分辨出颜色来。我最后来到林边，站在齐腰深的草丛里，那些又高又细的空心草茎随风摇来荡去，我径直朝着一棵孤零零的、可以看得见的高脚小伞菌奔去，仿佛我一定要第一个到达这位王者跟前似的。小伞菌头有龟甲大小，中间鼓得圆圆的，超出了我的两个掌心，掂量着要比一块揉得如此薄的面饼还轻盈。

我将这个蘑菇包到我哥哥那块连同他的衣物一起送给我上路的特大手帕里，慢慢靠近林肯山村和那座位于其中的房子。在那里，母亲只能面向墙壁躺着；姐姐无非就是四肢趴着等待再犯起精神错乱来；父亲只能像Hiob（约伯）5一样坐在粪堆上。

可情形并不是这样的。房门敞开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病人的卧具晾晒在窗台上。我发现这三个人在屋后的草坪上，还有一个人，是邻居，他帮着父亲一起把母亲放在靠背椅上抬到外面了。她光着脚坐在那儿，身上穿着一件白色长衬衫，两个膝盖上盖着一张旧粗羊毛毯。其他人都将就在草地的长凳上，身子微微倾向她坐的地方，将她围起来。起初，我觉得，仿佛我发现了自己的家人在干什么事；仿佛他们高兴的是，终于没有我在场，他们自己在一起了，并且现在可以随心所欲地展现自己了：因为他们看上去兴高采烈的样子，一点也不喧闹；姐姐做出各种各样的怪相，逗着这一圈人乐，一边模仿着这个或那个的神情，一边要求猜测，其中我也认出了自己的神情，让大家，也包括礼帽歪戴在头上的父亲，笑得不亦乐乎。（我一再想像着会打扰他们，回来的不是时候，充当了一个让人扫兴的角色。我后来常常真的也变成这样了。）然而，当他们发现我时，一阵喜形于色的气氛弥漫过这块草坪，而在二十五年之后，才真正掠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