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又是喃喃低语，又是发出汨汨的喉音，又是猛地冒出后腭音，就像出自天生的一族——，之后，他就只说出一个纯正的、富有韵味的斯洛文尼亚语句子（因此他又一次表现为这一圈人的主宰）。可话说回来，无论在哪儿听到有人“按照文字”来讲这种语言时，回响在我耳际的通常就是一种威胁；首先是讲这种语言的那些地方更多地让人想起官方公告，而不是信息传递。广播里插播每日外语新闻简要，像恐怖新闻一样；学校里那些意思空洞的句子纯粹是用来灌输语法的；教堂里布道的神父常常不由自主地换着讲起德语来，它好像远比前者更适合于这样的场合——他泰然自若地接着讲下去。可他开始却不得不用斯拉夫语吼叫着，一句接一句，拖着兴师问罪的讲话腔调。

只有在连祷时，我才洗耳恭听，比在唱颂歌时还要专注。在救世主和那些圣人的所有呼唤中，我完完全全融入其中了，因为救世主会可怜我们的，圣人们会为我们说情的。在昏暗的教堂大堂里，挤满了那些变得无法辨认的村民的影子，他们口口声声念叨着求助于前面的祭坛。从另一种语言的音节里，从领读祈祷文的神父那变换的音节和教徒们千篇一律的音节里弥漫出一种炽热，仿佛我们全体都躺在地上，恳求着大门关闭的上天，一声接一声地呼喊着。这些外语音节永远都不会使我觉得够长；它们应该始终继续下去；连祷做完了，我随之感受到的不是结束，而是中断。

可是后来，恰恰在教会寄宿学校里，我遗忘了这种感受。在那里，有几个讲斯洛文尼亚语的人激起了其他人的不满和怀疑。他们讲这种语言，和学校、广播和教堂这些机构不一样，总是轻声低语。他们聚集在大教堂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几乎是在窃窃私语，因此，对于那些不理解的耳朵来说，传过来的无非是嘶嘶声。他们也会背向大家，仿佛故意躲开似的站在讲台的四方形场地里。这样一来，他们就有点像一个阴谋策划者小集团，而那些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干扰叫喊更是支持了他们的阴谋计划。而我呢？我妒忌他们相互交头接耳吗？我妒忌他们显而易见的共同目的吗？说来更深一层，是一种厌恶：讨厌看到在这个我——孤独，被挤出来了，又再挤回去，惟独被课桌那蓝色的洞穴和睡眠温暖着——不得不把自己也算做其中的大多数人群里，有这样一伙自高自大的人物从我们之中分离出去。这帮斯洛文尼亚小伙子应该立刻保持沉默，应该从他们那见不得人的阴谋角落里爬出来。他们个个都和我一样，就请乖乖地蹲到那些指定的座位上去吧，身旁有一个偶然的、身上散发着臭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