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成另外一个人了。况且我在她面前鼓足勇气，扮演了一个长久在外而返回故里的人的角色。我叙述了自己童年在喀斯特的故事，这位老妪为之又是摇头，又是点头。这样的效果，只有对那闻所未闻却又确实可信的东西的惊讶才会产生。我领会到了编造故事的乐趣。这些故事当然总是从一个确切的细节出发，一定得合乎逻辑，又要轻松愉快：这样的编造是我的一份兴趣。在这里，我终于自由自在了，真的是一气呵成的。

与此同时，我觉得，那个女人是第一个既看透了我，又认准了我的人。对我的父母亲来说，我总是“过分严肃”（母亲）或者“过分不通世故”（父亲）。姐姐无疑在我身上只看到了疯狂的秘密同盟。每次见面，女朋友的一双眼睛常常羞怯得发呆，只有当我终于——我不是总会如愿以偿——发自肺腑含笑注视她时，这羞怯才会缓解下来。有一次，全班出去郊游，我突然无缘无故地溜走了，越过田野，钻到灌木丛里去了，离开吧！独自一个人待着！等我回去以后，那位百般体谅的老师以一种不容改变的宣判的口气说：“菲利普，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相反，在那个喀斯特印第安女人那里，这位年轻人第一眼就领受到了信任。她住在名叫利帕（德语的大意是“椴树”）的村庄里。在她家里待了几天以后，这信任变成了一种期待，一种对自己永久的自卑（“我将永远一事无成”）无声无息的反驳：一种释放，既出乎意料，又显而易见；令人鼓舞，让人安心，今天依然如故。也正是她，还在我开口说话之前，就赞扬起我的幽默了。在家里，我常常不让母亲笑出声来，因为这笑声会使我想起像在一帮讲下流笑话的男人堆里，女人们不断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而在同学那里，我被视为扫兴者，这是因为，一到讲笑话的时候，我就惯于在高潮到来的瞬间，要么指着桌面上的一道划痕，要么指着叙述者外套上一枚松动的扣子。惟独那个女朋友，有一次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她最后也许会惊讶地叫出声来，并且对我用第三人称来说话，就像在两百年前的对话一样：“他可真是个有趣的人！”然而，我的女主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一听到我脱口说出的小小议论，就会对我观察和倾听事物的方式表现出满意的神情。无论她要给我讲解或者示意什么，都显出一副热情奔放兴致勃勃的样子。这样的情形，只有一个演员从自己那完全心领神会的观众身上才会享受得到——照此说来，所谓的幽默无非就是幸福的心领神会了？当然有一次，也就是后来我要动身回家的前夕，我们两个一起坐在餐桌前，我只是一声不吭地朝外望着院子。这时，她告诉了我什么别的东西，相反的东西？附带的东西？她的话似乎让我从内心深处都要流泪了，独一无二，不同凡响，既平静又猛烈，势不可挡地要涌出来。那不仅仅是要流泪，而是要“发怒”，而这恰恰就是我的过人之处。她补充说，有一天，在几乎漆黑一片的利帕教堂里，她偷偷地听了一个男人在吟唱圣经诗篇，他独自一人，身子挺得直直的，声音又轻柔又坚定。尤其特别的是：这位吟唱者同时用十根指头紧紧地按着眼睛。然后当她站起来要向我演示这些时，我们真的为那不在场的第三者而会心地号啕大哭起来了。

有时候，我帮她干活，和她一起耙那片小小的家庭灰岩坑。我们从红土地里刨出第一批土豆来，在院子里锯开过冬用的劈柴。我为她起草每天写给在德国的女儿的信，把她的房间粉刷得又白又亮（仿佛她随时都会回到这儿来似的）。我知道在灰岩坑里不刮风，那咸咸的汗水是无法吹干的。像在家里一样，我首先不得不勉强让自己去干每一样体力活，可通常的劲头在其间刚一冒头，我就只想着收工了。比起以往来，我干活的动作也几乎没有麻利多少。然而，由于这位老妪与父亲如此不同，不催不逼我，所以，她给我打开了眼界，让我知道干错了什么。尤其从我要干活的第一刻开始，她告诉了我，我是什么状态和怎样来干。

她让我认识到了，当活儿摆在面前时，我向来都不在场，而常常非得要人家从某个远远的角落里叫过来才是。然而，我的懒惰实际上是害怕失败了。我不只是害怕帮不了别人的忙：更为甚之，我会到处碍手碍脚，帮人家倒忙，让人家事倍功半，如此帮得不是地方，最终让人家一整天，也许甚至整个夏天的辛劳都泡汤了。（在他的作坊里，父亲动不动就朝着我又是咒骂又是吼叫，我刚一抡起锤子，就无声无息地又被打发走了。）凡是我要互相连接的东西，我都是勉勉强强地凑合在一起；凡是我要分开的东西，我都给撕裂了；凡是我要堆整起来的东西，我都是塞来堵去；无论和谁拉锯，我都找不到节奏；递到我手上的瓦片总是接不住；我垛成的柴堆，还没等到我转过身去就垮下来了。即便根本就不用着急，可我总是干什么都操之过急。虽然也许看上去我干得顺顺当当，可是我旁边的人一个动作接着另一个，慢慢悠悠，每次都比我先干完。由于我想同时干一切，所以，每个部分势必都乱了套：我不是什么灵巧的人，而是个生手。我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抓瞎的能手；凡是别人需要打一个手势的地方，我却如此反复地把我的对象摸索来摸索去，从而不是把它损坏了就是弄碎了；假如我是个小偷的话，那么我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