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明细和疑似断档时段，准备进行比对。”

“第三，建立每日简报制度。从明天开始，调查组各成员单位，每天下午四点前，向办公厅联络员报送当日工作进展、遇到的问题和需要协调的事项。我每周召集一次调度会。”

部署完毕，唐建科身体微微前倾，语气严肃：“同志们，这件事拖了十年，群众已经等了十年！我们没有再拖下去的借口！徐秘书长和周书记在看着我们，一纺厂的上百名职工在等着我们！我希望大家真正重视起来，把这件事当作当前的头等大事来办，抛开部门之见，深挖细查，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把历史真相还原出来！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坚决落实！” 众人纷纷表态，但表情各异。孙建国面色凝重地点头，周海涛擦了下额头的汗，赵东升和李梅对视一眼，眼神复杂。

散会后，唐建科特意留下孙建国和周海涛，又单独谈了几句，强调档案查找是关键中的关键，要求他们亲自督办。

然而，接下来的几天，调查的推进却如同陷入了泥沼。顾伟民每日汇总上来的简报，内容大多雷同：

“北城区反馈：已组织十人专班查阅档案室，因年代久远，档案编号混乱，查找困难，暂无实质性进展。”

“国资委反馈：已提供改制批复文件电子版。但提及当时安置资金由市财政、区财政和新企业共同承担，具体划拨凭证需查询财政部门历史记录。”

“人社局反馈：已根据现有名册初步筛查系统，发现约四十人存在不同时段断缴记录，但断缴原因待查。”

“医保局反馈：情况类似人社局，部分人员历史数据缺失，需原始票据核对。”

每次电话催促，周海涛都表示高度重视、正在全力查找，但总是以“年代久远”、“人员变动”、“档案管理不规范”等理由表示需要更多时间。孙建国那边则保持着程式化的配合，但涉及到可能超出国资委职责范围的细节，便表示需要其他部门协同。

唐建科敏锐地察觉到，这种看似“客观”的拖延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不愿深究的默契或阻力。一纺厂的改制，恐怕真的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他再次拨通周海涛的电话，语气已经带上了严厉：“周区长，一周期限已过半，群众的情绪等不起！如果区里的档案查找确实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请你书面说明具体困难是什么，需要市里提供什么层面的支持。否则，我只能理解为北城区工作效率存在问题，将如实向徐秘书长和周书记汇报！”

电话那头，周海涛的声音明显紧张起来：“秘书长，您别急！我们一定克服困难，加派人手，就是熬夜也把档案找出来！我亲自蹲在档案室督办！”

放下电话，唐建科眉头紧锁。他意识到，仅仅依靠常规的行政命令和催促，可能难以打破这团迷雾。必须要有更强大的压力，或者，找到新的突破口。这场调查，刚刚开始，就已经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阻力，已经悄然浮现。他走到窗前，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心中暗道：看来，要揭开一纺厂的盖子，不会一帆风顺了。真正的较量，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