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的档案可能存在归档不全或移交档案馆时遗漏的情况。他们也提到，当时经办的一些老同志已经退休了。

这条信息印证了唐建科的猜测——档案可能存在“不完整”的情况。

另一方面，唐建科利用周末时间，通过一些可靠的私人关系，辗转联系到了一位当时在审计局工作、现已退休在家的老干部。电话里，唐建科没有直接询问具体项目，而是以请教前辈、了解当年审计工作的普遍流程和严谨性为话题旁敲侧击。

老同志比较健谈，在回忆往昔时提到：“……那时候虽然条件苦，但大家对程序还是很较真的。像那种领导有明确电话批示的，我们一般都会形成书面记录，要么作为审计工作底稿的一部分，要么就会在正式报告里引用或说明……不过啊，也有些时候，如果问题比较敏感，或者上面有……嗯，一些考虑，最后的报告可能会简化处理，甚至有些过程记录就不一定完全归档了……”

老同志的话比较含蓄，但给了唐建科重要提示：第一，李卫国那种明确的电话批示，按规定是应该留有正式记录的；第二，最终报告“简化处理”或过程记录未完全归档，可能存在“非技术原因”。

综合这些信息，唐建科基本可以判断：那份能证明李卫国清白的审计报告正本，很可能被人为“处理”掉了。他现在掌握的“电话记录摘要”复印件，就显得更加关键，但也更加孤立，需要更多佐证来增强其证明力。

接下来的几天，他一方面继续以工作的名义，在档案馆其他相关卷宗中寻找可能被忽略的、与配套工程审计相关的旁证材料（如相关的会议通知、签到表、甚至是一起被归档的无关文件背面的草稿等），另一方面，也在谨慎地思考，如何能够找到当年可能知晓内情、且尚未被对方控制的其他知情人。

调查陷入了僵局，但方向已经明确。唐建科像一名耐心的猎人，在荆棘密布的丛林里，小心翼翼地追踪着猎物的足迹，他知道，距离真相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也最为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