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槛上抹眼泪，旁边一个中年妇女在劝慰。唐建科停下脚步，关切地问：“大娘，这是怎么了？有什么难处吗？”

老太太抬头看了他一眼，见是陌生人，又低下头继续哭。中年妇女打量了一下唐建科，叹了口气：“唉，还不是为低保的事。俺娘这条件，明明该吃低保的，可村里就是不给报，说名额满了。去找镇里，管民政的小王……唉，不塞点东西，连门都进不去！”

“还有这种事？”唐建科眉头紧锁。

“多了去了！”中年妇女似乎也憋了一肚子气，“俺们平头老百姓，没权没势，到哪儿不被人拿捏？有点好处，都让那些有关系的人占去了！俺们村那个刘二混子，家里楼房都盖起来了，还吃着低保呢！为啥？他姐夫在村里当干部呗！”

愤懑，无奈，敢怒不敢言。这是唐建科在这一路上，从不同人口中感受到的最强烈的情绪。问题远不止于一条破路，而是渗透在基层治理的方方面面，是机制的僵化，是权力的任性，是公平的缺失。

这时，顾伟民和老张找了过来，车已经简单冲洗过。“唐书记，您还没吃吧？我们找到一家面馆，还干净。”

唐建科点点头，跟着他们往面馆走。他的心情比饿肚子更沉重。这无声的诉苦，比任何慷慨激昂的控诉都更有力量。它描绘出的，是一个基层治理近乎失灵的图景，一个需要下猛药、动手术的顽疾。

在路边一家简陋的面馆里，唐建科默默地吃着一碗清汤挂面。邻桌几个像是镇上的小干部模样的人，正唾沫横飞地议论着昨晚的牌局，抱怨着工资低、福利差，言语间对群众疾苦毫无感触。

唐建科放下筷子，目光透过油腻的窗户，看向镇政府那栋还算像样的办公楼。他知道，问题的根子，很大概率就在那里面。调研摸底阶段即将结束，接下来，该是找准突破口，刮骨疗毒的时候了。

而突破口，或许就在下一个即将前往的，那个据说条件稍好，却同样怨声载道的柳林村。他要去看看，在相对不错的表象下，隐藏着怎样更深的问题。那个在泥泞路上抱怨的养猪户的村庄，会告诉他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