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和语录中，强调理性应有独立自主的尊严，但他们的言行却莫不符合法律和习俗的规范。他们眼见凡夫俗子的各种谬误，不禁露出一丝怜悯和无奈的苦笑，只能心甘情愿地奉行祖先的祭典，不时到庙宇去参拜神明；还得在圣洁的长袍下掩饰住无神论的心意，装模作样地参与各种迷信的场合。贤达之士不会为世俗的信仰和宗教而争辩不休，更不会像愚蠢的民众那样涉身其中。他们在踏上利比亚[66]、奥林匹斯山和朱庇特神庙祭坛时，心中虽不以为然，但外表仍呈显恭敬神色。[67]

若说罗马的议场衍生出宗教迫害的动机，这点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很多高阶官员本身就是哲学家，雅典的学院把法律传授给元老院，这些人对迷信有根深蒂固的成见，执行政令不会受到宗教信仰的蒙骗。元老院已经把世俗和教会的权力集于一身，不可能为野心和贪婪所驱使，他们选举最贤明的元老院议员担任祭司，皇帝本人身兼大祭司的职位。他们不但重视宗教带来的利益，也明了与世俗政府之间的关系，要把公众的祭典节庆作为教化人民的工具。为便于推行政令，他们也使用各种占卜和预兆的手段；为巩固社会的安定，他们声称伪证罪会受到神明的惩罚，不管今生或来世都逃不掉法条的追诉。[68]所以罗马的官吏和议员承认宗教具有莫大的价值，即便是名目杂乱、无奇不有的仪式，他们也深信终究还是有益于世道人心。因此，每一个国家和乡土的崇拜仪式，经过时间的发展和经验的累积而为众人所接受。被罗马人征服的国家，原来壮观的神像和华丽的庙宇，经不起贪婪的搜刮[69]和无法显现神威而日益没落，但远古遗留的宗教实体，仍一如往常受到罗马的宽容和庇护。看起来只有高卢行省似乎是个例外，德鲁伊[70]教徒掌握很大的权力，提比略和克劳狄两位皇帝在位时，以废除活人祭祀为借口大力加以镇压，避免未来可能的危险。但是祭司本身以及神祇和祭坛，仍安全地保存在隐密处所，直到异教完全被根除为止。

罗马是伟大帝国的首都，全球各地的臣民和异乡客络绎不绝到来，引进他们在本土信奉的宗教，并持续在此祭祀各自的神明。帝国的每一座城市都希望维护古老宗教仪式的纯净，元老院也运用权力，阻止异国的仪式不致泛滥成灾。埃及的迷信风气格调很低且使人堕落，经常受到查禁，祀奉塞拉比斯和伊西斯的寺庙常遭摧毁，信徒被驱离罗马和意大利。[71]冷酷无情却执行不力的政策，终究挡不住宗教狂热。被放逐的人员偷跑回来，改宗的信徒反而增加，重新盖起的神殿更加金碧辉煌。最后，塞拉比斯和伊西斯在罗马神祇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情形当局并非放纵不管，而是宗教的宽容政策没有背离政府所秉持的古老原则。在纯朴的共和国时代，罗马的军队常常特派一位使节，把自然女神希布莉和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迎进国门，[72]并承诺给予其更多尊荣，来诱取城市守护神放弃对这两座城的庇护。此种做法几乎已成惯例，罗马逐渐成为帝国臣民共有的圣殿，这座城市给予人类所有的神明以自由的权利。

二、罗马的自由权利

保持古老市民血统的纯净，绝不与外人混杂，这种极端狭隘的思想，使得雅典和斯巴达停滞不前，终于遭到毁灭的命运。天降大任于罗马，为着并吞四海的野心，其宁愿舍弃眼前的虚荣，尽量从奴隶、外人、敌寇和蛮族的身上吸取长处和优点。[73]这是一种更开明、也更光荣的行为。雅典共和时期最昌隆兴旺的年代，市民的数量由3万人[74]逐渐减少到2.1万人。若看罗马共和国的成长过程，可以发现塞维乌·图利乌斯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虽因战争和殖民对人口的需要量增加，市民总数没有超过8.3万人，但却已经是雅典市民的两倍还多。而到了“同盟者”战争(90—88 B.C.)前夕，光是可以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成年男性公民，数量就遽增到46.3万人。

后来，罗马的盟邦要求平等的地位，共享荣誉和权力，元老院宁可决一死战也不愿忍辱退让，而桑尼特人和卢卡利亚人则为轻举妄动付出了惨痛代价；[75]但意大利半岛其他的城邦国家，在陆续负起应尽的责任后，最后都获准加入共和国成为核心成员，很快造成了公众自由的毁坏。在民主政府的统治下，民众行使着君王的权力；若把主权交给人数众多而无法掌控的群众，一开始会是暴民政治的滥权辱国，最后下场则是民主和法制被剥夺一空。但当皇帝的专政力量压制住人民大会的势力时，罗马市民充其量是第一等荣誉公民而已，与被征服的民族没多大差别。所以即使公民人数迅速增加，也不会造成共和时期暴民政治的危险。何况明智的君主遵奉奥古斯都的原则，小心翼翼地维护罗马令名不坠，经审慎考虑，很慷慨地把公民权颁给众多的臣民。[76]

罗马人的特权即使普及到帝国每个居民的身上，意大利和其他行省之间仍有很大的差别。前者被尊为政治的中枢和国家的基础，是皇帝和元老院议员的出生地，至少他们都居留此处。[77]意大利人的财产免于缴纳税捐，个人不受官吏专制的管辖，各城邦的市政比照首都的模式办理，在皇帝的直接监督下，被赋予执行法律的权力。从阿尔卑斯山山脚到南端的卡拉布里亚，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