裔，其次是不伦瑞克世系的先祖。米兰的总主教是位世俗的王侯，为了让土耳其人皈依基督教，把教堂和宫殿的财富和饰物全部运走。还有十字军的老将、“伟大”的休和沙尔特斯的斯蒂芬，返回战场履行尚未完成的誓言。他们的追随者形成人数众多和组织杂乱的团体，大致编成两个纵队向前运动。第一个纵队的总人数是26万人，第二个纵队可能有6万名骑兵和10万名步卒。[100]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提出的主张是征服亚洲，法兰西和日耳曼的统治者御驾亲征能够鼓舞贵族的士气，康拉德和路易无论就位阶还是个人身份而言，都可以使发起的理由显得更为尊贵，他们的部队更易于维持纪律，然而要封建制度的首长负起领军的责任，可能会使这些期望落空。皇帝和国王有直属的骑兵部队，分别由7万名骑士和陪伴上战场的随员组成。[101]不算轻装部队、农夫编成的步兵、妇女和儿童、教士和僧侣，总兵力不会少于40万人。整个西部从罗马到大不列颠全都要采取行动，波兰和波希米亚的国王服从康拉德的号召。根据谣传总人数达到90万人，希腊人和拉丁人证实的确如此，在渡过海峡或是河流时，拜占庭派遣的探子到后来只能停止计算人数，无穷无尽的行列实在令人感到害怕。[102]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法兰西人和英格兰人通过地中海进行海上航行，腓特烈·巴巴罗萨的部队数量要较少一些。1.5万名骑士以及同等数量的扈从都是日耳曼骑兵部队的精英分子。6万名骑兵和10万名步卒在匈牙利平原集结，接受皇帝的检阅。经过这样重复计算以后，我们不再为60万的朝圣者感到惊异，在最后的迁徙行动中被轻易相信并记载下来。[103]这种非常夸大的数字只能证明，那个时代的人士对这件事感到极为惊愕。他们的惊愕很好地证明了，的确存在着数量巨大的群众，但具体的数字并不明确。希腊人对于战争的技术和策略有高人一等的认识，因此广受称誉，他们承认法兰西人的骑兵和日耳曼人的步兵[104]不仅实力强大而且作战勇敢，看到这些外乡人有魁梧的身材，描述他们为刚强善战的种族，目露凶光，杀人不眨眼，会使得整个东部血流成河。在康拉德的旗帜下，有一队女兵身披全副铠甲，用男人的姿势骑在马上，这些“亚马逊女战士”的首领穿着镀金马刺和高统靴，获得“金足女将”的称号。

三、希腊帝国的暗中掣肘以及与土耳其人的战事(1147—1189A.D.)

柔弱的希腊人恐惧于外乡人的数量和性格，夹杂着对他们的痛恨，只是迫于土耳其人的权势，才缓和了这种厌恶的感觉。拉丁人的抨击之辞，倒是没有影响到我们的认知，那就是阿历克塞皇帝掩饰对拉丁人无礼的不满，消除他们所表现出的敌意，双方愿意讨论那些过分鲁莽的行动，同时为热诚的十字军敞开朝圣和征服的道路。但是等到土耳其人从尼斯和海岸地区撤离，拜占庭的君主不再畏惧远在科尼的苏丹，这时他们对西部的蛮族能够在国内自由通行，难免感到极大的愤慨，这不仅侵犯到主权的尊严，也危及帝国的安全。发起第二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时，是在曼纽尔·科穆尼努斯和艾萨克·安吉卢斯统治的时期：对于前者而言，情绪非常浮躁，通常带有恶意；后者的身上自然展现出怯懦和胡闹两种性格的结合，没有具备任何优点也毫无功劳可言，只是因缘际会惩处了一个暴君，就趁势据有他的宝座。君主和人民都在暗中打定主意，或是心照不宣地认同一致的行动，那就是用尽各种伤害和压迫的手段来打击朝圣者，至少也要让他们寸步难行灰心丧气。十字军的行事不够谨慎，部队的纪律不够严明，不断地为希腊人提供可用的借口和机会。

西部的国君与拜占庭宫廷签订条约，要求基督教弟兄为他们在国内提供安全的通路和公平交易的市场，双方批准以后，用誓言和人质保证贯彻执行。在腓特烈的军队中，连最贫穷的士兵也能获得3个银马克，以支付路上所需的费用。但是希腊人奸诈和不义的行为违反了所有的保证。一位当代的历史学家证实拉丁人的抱怨，他爱真理胜过自己的国家。[105]无论是帝国在欧洲还是亚洲的城市，十字军根本没有得到友善的接待，等十字军到来就关闭城门，数量很少的食物都放在篮子里从城墙上吊下来。经验教训或先见之明或许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怯懦的猜忌之心，但是出于人道的关怀以及善尽职责，应该禁止将白垩[106]或其他有毒的成分掺混在面包里面。即使曼纽尔能洗清那些邪恶的罪名，但是在与朝圣者进行交易时，他还是犯下供应成色不足钱币的罪行。他们在行军途中不断遭遇各式的阻碍和错误的向导。行省的总督接到私下送达的命令，要加强关隘的守备力量以及破坏桥梁妨碍他们的行动。零星的迷途人员遭到抢劫和谋杀，士兵和马匹在森林里被不知自何方射来的箭矢贯穿，病患在床上被活活烧死，大道两旁的绞架吊着死者的尸体。这些伤害和羞辱激怒了十字军的勇士，他们没有《福音书》教诲的耐心和修养，拜占庭的君主挑起力量悬殊的战争，促成了这群强大客人的登船和进军。巴巴罗萨在土耳其国界的边缘地区，饶恕有罪的菲拉德尔菲亚[107]，奖赏友善的拉奥狄凯亚，为他的刀剑很难避免沾染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