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来说是最大的罪恶，所有的臣民全都同意这种观点。一个民族要是不明白自由和法律具有同等的利益，就会被专制权力的闪光所吓倒，藩王的残酷会假借公正的名义，把他的挥霍当作慷慨，刚愎看成坚毅。要是最有道理的辩词都遭到否决，那么除了奉命从事几乎再没有自主的行为了。罪犯难免要胆战心惊，就是清白无辜的人有时也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要想将民众的安宁和部队的纪律维持在最佳的状况，就必须在战场上不断采取作战行动。新军最擅长的本领就是战争，凡是经历战阵危险能够幸存的人员，可以分享掠夺到的战利品，赞誉统治者极其慷慨的野心。忠诚的伊斯兰信徒首要的责任是要传播坚持正道的宗教，不信者非但是穆斯林也是先知的敌人，土耳其人手里的弯刀是让不信者皈依唯一的工具。

不过，在极其严苛的环境之下，穆拉德的公正和节制从他的行为中可以获得证实，就是基督徒也都承认的确如此，他们认为长治久安和寿终正寝是他莫大功德应得的报酬。他正值活力充沛的盛年，统率着强大的军事武力，如果不是事先受到激怒自认行为正当，很少从事战争的行动。归顺请降会使胜利的苏丹解除军队的武装，如果遵守条约的规定，他的承诺不容违犯而且被视为神圣。匈牙利通常都是发起攻击的侵略者，斯坎德贝格的背叛使他怒气冲天，奥斯曼国君两次击败不义的卡拉马尼亚人后都加以赦免。在他入侵摩里亚之前，底比斯被藩王用奇袭的方式夺取。在征服帖撒洛尼卡的过程中，巴耶塞特的孙儿与威尼斯为最近的购买方式发生争执。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以后，苏丹没有受到帕拉罗古斯的灾难、离国或伤害的引诱，不曾趁火打劫来绝灭拜占庭帝国最后一线希望。

论及穆拉德的生平和性格，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两次逊位下台，自动放弃土耳其帝国的宝座，要不是动机掺杂迷信行为的作祟，我们就会赞许这位皇家哲学家[165]，在40岁的盛年就看透人类的伟大有如镜花水月，把权杖交给自己的儿子，隐退到马格尼西亚赏心悦目的行宫，生活在圣徒和隐士的社会之中。一直到伊斯兰教纪元4世纪，穆罕默德的宗教才被一种制度所败坏，所谓的苦行僧完全违背先知的精神和意念。但是到了十字军东征的时代，很多人开始拿基督教圣职人员甚至拉丁人的僧侣作为榜样，托钵僧的各种等级成倍增加。[166]整个民族的主子屈从于斋戒和祈祷，与宗教狂热分子一起进行无穷尽的旋转动作，他们误以为晕眩的头脑可以产生清明的心灵。[167]

匈牙利人的入侵很快使穆拉德从宗教狂热的迷梦中清醒过来，听命的儿子最早向他力陈国家的危险和人民的意愿。久经战阵的领袖高举大纛，新军在他的指挥下从事战斗和进行征服。等到他从瓦尔纳的战场班师回朝，重新开始祈祷和斋戒，与马格尼西亚的教友一起不断旋转。国家面临危险的局势，再度中断这些虔诚的功课。胜利的军队藐视缺乏经验的年轻统治者，哈德良堡整座城市都陷入抢劫和杀戮中，意见一致的国务会议恳求他出面安抚骚动的情势和制止新军的叛乱。部队听到主子熟悉的声音，全都战栗不已愿意听命从事，非常勉强的苏丹被迫要过讲究礼仪的奴役生活，4年以后被死神召唤才获得解脱。年老、病痛、不幸和任性，使得有些君王情愿禅位，等到他们过于空闲不甘寂寞，只有为无法挽回的行为感到懊悔。只有穆拉德有充分的选择自由，在经过帝国权力和孤独的考验之后，还是宁愿过无拘无束的私人生活。

三、尤金尼乌斯和拉底斯劳斯联合对抗土耳其人(1443 A.D.)

尤金尼乌斯四世在他的希腊教友离开以后，对于尘世的利益还是非常关注。土耳其人的前进会很快侵入意大利的边界，使他感到忧心忡忡，更加关心希腊帝国的状况。十字军的精神已经完全消失，法兰克人的冷漠要是与以往那种奋不顾身的激情相比，其间的变化也不是毫无道理可言。11世纪时，一名狂热的僧侣敦促欧洲人前往亚洲光复圣墓，但是到了15世纪，宗教和策略更为急切的动机，还是无法让拉丁人联合起来保护基督教世界。日耳曼是无限供应人员和武器的仓库[168]，这个复杂而又怠惰的政治体，需要强势人物的推动和驱策，腓特烈三世就个人的性格和皇家的地位而论同样无能为力。法兰西和英格兰的长期战争已经耗尽了双方的实力，但还是没有化解彼此的积怨。[169]勃艮第公爵菲利普是一位爱慕虚荣的诸侯，只要本身免于战阵的危险，并不需要支付费用，他就十分乐于让他的臣民从事虔诚的冒险行动。

他们组成一支英勇的舰队，从法兰德斯海岸航向赫勒斯滂海峡。濒海的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共和国，离开作战的地区并没有那样的遥远，他们之间充满敌意的舰队在圣彼得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匈牙利和波兰王国在拉丁教会的势力范围之内，虽然在各方面都受到安全的掩护，却一直对土耳其人的进展非常关切，抱着激烈的抗拒态度。军队是西徐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的世袭产业，这些民族彼此竞争，处于势均力敌的状况，他们的刀剑被任性地使用于血腥的内部争端之中，现在可能会指向共同的敌人。然而他们养成的风气不利于协调合作与服从命令：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和财力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