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

在那六个月中，只要我没有工作或者治疗，我就会躺在沙发上睡觉。我太害怕自己会惊恐发作了，我只能逃避，不再去那些会让我失控的地方，避开那些让我某些部分无法信任的人。我不再跑步，只去健身房和商店，与许多朋友也失去了联系。

大卫大多数时间会和我在一起，他倾听我所有的记忆，他鼓励我走出这些绝望和伤痛。看着他眼下的眼袋和沉重的步伐，我知道这个过程对他来说也是巨大的折磨。大卫支持小组的成员建议他休整一下，他需要去见见朋友，想想其他的事，或者打打高尔夫球，他需要从中脱离一下。我知道他们说得没错，却还是很生气。

一天晚上，他从支持小组会面回来后，与我一起坐在沙发上：“我爱你，奥尔加。但是我累了。听你每次咨询的内容让我疲惫，我觉得我们被黑暗与邪恶包围了。”我叹了口气，我也感受到了这个问题。我的想法不停转动：他要离开我，他太累了，所有人听了都会觉得恶心，他想从我身边逃开了。恐惧在我心中澎湃着，我害怕孤独。

“你想怎么样，大卫？你是要离开我吗？”我挑衅道，心里却一片冰冷，好像整颗心都冻结起来了一样。我像失去了某些记忆一般，感受不到对他的爱了。我的想法改变了很多，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变化。他想自己一个人寻乐子，从所有这一切中逃离出去，但是即使我和朋友们在一起，我也只能想着这些，工作中还是总想起这些，我无法逃开，但是他可以？这怎么可以？当时我并没有发现这是那些不信任任何人的部分在作祟，那时我就像疯了一样，我的愤怒、冷漠和自以为是都失控了。那晚我虽然愤怒却还没有失去理智，我同意大卫可以有一些休息时间，但是作为惩罚，我不会再告诉他咨询的事。

在我的心里，我已经失去了大卫，这种信念很强烈。我开始去找朋友们支持我，周末一直与他们一起度过。我开车去邦尼（Bonnie）家，与她和她的丈夫一起吃午饭，在她家客厅看电视，有时还会睡着。我会与从小学就认识的朋友苏（Sue）和凯瑟琳（Kathleen）一起吃中饭或者晚饭，我告诉她们，我想起了我被父亲性虐待的事，哥哥们也虐待我，她们都不惊讶：“我一直就觉得你家人很奇怪。”听她们这么说，我感到轻松，如果老朋友都不相信我，我会不知所措。我没有力气出去的时候，苏和凯瑟琳会带着食物来我家，我得到了朋友的支持，我觉得很温暖。最后我还是告诉了她们我患有DID的事，她们没有害怕，只是问了一些问题，让我觉得她们是真的关心我。

大卫和我像这样过了两年半，我和他都很疲惫，我对他的想法也变了。我确信他会离开我了，我要想办法不要为失去他而痛苦，我觉得自己被抛弃了。他担心我们的存款或者只顾着与朋友出去打高尔夫球时，我就会很愤怒。

我对他的怀疑让不信任任何人的那些部分越来越接近意识，我觉得自己暴躁又小气，我已经不能信赖他了。我们越来越疏离，我却不知道要怎么说出来。1995年的秋天，我告诉他，我不再爱他了，我只觉得冰冷又悲伤，某些部分让我的心冻结了起来，我那么确信那就是自己的感受，甚至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完全没有发现那个部分，它就像我自己真实的感受一样。我甚至无法形容为什么对大卫失去了信任，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向他提出离婚，他没有同我争吵，只是问为什么，我告诉他，我不开心。

他打包了几样东西去了朋友那里，两只猫留给了我，大卫相信我们还会在一起的。他离开后，那些不信任任何人的部分平静了下来，我觉得好一些了，我可以照顾自己，我的朋友们都在帮我，工作上的朋友也支持我，大卫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了，他是一个言不由衷的人。

那时我和大卫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得到我的信任要花很多时间，但这种信任只要一瞬间就会失去，哪怕是无意的一句话或者一个动作。我忘记了真实的大卫：我们在法学院的时候是朋友，他是教会我学习的人，是帮我从过去中走出来的人，他成了我真正的家人，我忘了他是睡在客厅地板上陪着我的丈夫，我哭泣时彻夜陪伴我的人。两年后，我和大卫离婚了。

又过了两年，我们最终决定做回朋友。他是我遇到过最好的男人，我会一直爱着他，我的信任问题让我的许多亲密关系不得善终。之后我才看到那些年幼时形成的无法信任任何人的部分，它们很好地保护了我的安全，但是可悲的是，它也妨碍了我得到一生都渴望得到的东西：维系亲密关系的能力。

13

简（Jan）是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的补助金主管，她在这里工作几年了，对被害人很热心，对办公室的工作很有责任感，对办公室如何发补助金、哪些人需要特别关注和干预很有见解。在以前的主管领导下，她很有影响力。但维罗妮卡直接从被害人服务岗位来到她现任主管领导的位置上，而且维罗妮卡对工作也有自己的见解，她并没有像前主管那样器重简。对于简这样很有激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改变。来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时，我知道简想通过法律顾问阻止维罗妮卡为一个特殊机构提供补助金。我在刑事犯罪被害人办公室的一部分工作内容就是确认我们做的事情是否属于刑事犯罪被害人的范畴，这意味着现在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