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骑稳就得集中注意力似的。他把车靠到棚子边上，从横梁上取下手提包，掏出一本又窄又长的登记簿，然后登上托座的台阶记录下仪器上的数字：有些用各种铅笔登，有些用他那只粗钢笔登，注意力十分集中，一刻也不松懈。他身穿一件长外套和一条法国轻骑兵式马裤，都呈灰色或者是黑白相间的小方格，连他戴的帽子也是这种颜色。他完成这些工作之后才发现我在注视他，并和蔼可亲地与我打招呼。

我发现考德雷尔先生的出现对我十分重要，这说明有人对工作还一丝不苟，负责到底。虽然我知道这种工作态度是徒劳无益的，但对我来说它却是一种安慰，因为它是对我这种糊里糊涂生活的一种补偿。虽然我已经明白目前我不能不这样生活，但仍然觉得这是一种过错。为了弥补这一过失，我才站在这里看这位气象学家工作，甚至和他交谈，虽然这种谈话本身对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他自然用我能够听懂的词汇跟我谈天气，非常详细地告诉我气压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当然也谈些我们这个时代气候不稳定的现象，援引一些本地气候中的例证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一些消息。他谈话的时候，性格不像头一眼见到时那样内向，有时还爱激动，爱讲话；尤其是他批评大多数人的思想与言行时，言词相当激烈，因为他是个不愿随大流的人。

今天考德雷尔先生对我说，他计划离开这里几天，要找个人顶替他记录数据，但是他在朋友之中找不到可以托付的人。就这样，谈着谈着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学习看气象仪器，如果我愿意学的话，他很乐意教我。我既未表示乐意，也未表示不乐意，或者说，我至少是不愿意给他一个准确的答复。但是当他走上托座登录数据时，我却站在他身边，他则给我讲解如何读出最低温度与最高温度，如何确定气压变化、降水量和风速等。简而言之，我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的委托，从明天中午十二点起在今后几天里顶替他。他没有给我时间让我考虑一下，也没有拿出时间听我对他说我很难立即做出决定，多少有点强制地让我接替他这个工作。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这项工作。

星期二。今天早晨我第一次同茨维达小姐谈话。记录气象数据的任务，对改变我犹豫不决的性格肯定起了某种作用。就是说，我在泊特克沃的生活中，第一次有了事先确定的、我不能不履行的任务；因此，不管我和茨维达小姐的谈话进展如何，十二点差五分我便会对她说：“哎呀，我忘了，我得赶快到气象台去登录数据。”我会跟她告别，可能觉得恋恋不舍，也可能觉得如释重负，不管哪种心情我都会果断地同她告别。我觉得，昨天考德雷尔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