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的是我读书。”

你对那个译者阴谋诡计的起源渐渐有所了解：他的所有阴谋诡计都是出于忌妒心；他觉得在他与柳德米拉之间有个无形的情敌，此人通过书本与柳德米拉进行无声的交往。这个幽灵般的情敌有成百上千种面孔，也可以说没有面孔，捉摸不定，因为柳德米拉认为，作者从来不是有血有肉的人，不管是活着的作者还是已故的作者，都仅仅存在于书页之中，在书页中与她进行交际。他们或恐吓她或引诱她，她都听之任之，并与他们这些没有形体的人建立轻率的、反复无常的关系。其实这并非指作者本人，而是指作者的作用，作者的观念，即每一部小说后面都有一个人担保书中那些幻影与虚构的人物具有真实性，因为他在这些幻影与人物身上注人了真实性，因为他把自己与这些由语言组成的幻影与人物等同起来了。怎么能够击败作者的这种作用和观念呢？艾尔梅斯·马拉纳的爱好与天才一直是他要战胜这种作用的动力；他与柳德米拉的关系发生危机，更促使他这样做。他想像中的文学作品是虚假。伪造、模仿、拼凑。如果他的这种想法能够实现，如果作者的面貌模糊不清，读者就不会产生那种信任感，不是说不信任书中讲的故事，而是说不信任默默讲述的那个声音。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不会在文学作品的结构中引起什么变化……但在它的基础即读者与书的关系中，却引起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样，柳德米拉埋头读书时，他便不会感到被她遗忘了，因为在书与她之间虚假的阴影始终存在，而他通过把自己与虚假等同起来，从而确立了自己的存在。

你的目光落到小说的开头。“啊，这不是我读过的那本书……书名一样，书皮一样，全都一样……然而是另外一本书！两本之中有一本是假的。”

“这本肯定是假的。”柳德米拉低声说道。

“你说这本是假的，是因为马拉纳摸过它吗？我读过的那本也是他寄给卡维达尼亚的呀！难道这两本书都是假的？”

“只有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真相，那就是作者。”

“你可以问问他，因为你跟他是朋友……”

“过去是。”

“你离开马拉纳是去找他吗？”

“你知道的东西不少啊！”她说。她那捉弄人的语气特别使你恼火。

男读者啊，你决定去找作者。现在你转过身背向柳德米拉，开始读这本封皮相同的小说。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相同。因为写着“西拉·弗兰奈里近作”的护封条遮住了书名中的两个字。你只要把这个小条掀起一点，就会发现这本书的书名不是“一条条相互连接的线”，而是“一条条相互交叉的线”。）

一条条相互交叉的线

每项大脑活动，不论是思考还是反思，我都要借助于镜子。普罗提诺①认为，灵魂是反映至高无上的理性、塑造物质世界的一面镜子。也许正因为这个道理，我思考时需要镜子。如果没有被反映出来的物象，我的精力便不能集中，我的灵魂也一样，每当运用它的思辨能力时总需要有个供它模仿的模式。（这句话包含的意思是，我既是思想家又是商人，另外还是收集各种光学仪器的人。）

只要我的眼睛移近万花筒，我的头脑便会注意到各种不同的颜色与线条聚集与组合成各种规则的图案，并能立即找出它的规律，即发现一种毋庸置疑且转瞬即逝的严谨结构。这时只要用指甲轻轻弹一下筒壁，这些颜色与线条又会重新组合成另一种与前不同的图案。

幼年时我发现，观察这种由许多镜片构成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可以激励我的资质做出现实的决定或具有一定风险的预测，从那时起我便开始收集万花筒。万花筒的历史相对地说很短（它是一八一七年由苏格兰物理学家大卫·布鲁斯特爵士②发明的。他曾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叫《论新哲学的工具》），因此我收藏的万花筒年代也很近。但是，我很快便把我的研究引向一种更加古老、更加诱人的光学仪器——十七世纪的反射仪。那些形状各异的小舞台，可以通过镜片的角度变化使一个小人映出许多形象来。我的目的是要重新建立起耶稣会士阿塔纳西乌斯·基歇尔③博物馆。他曾写过一本书，叫《光与影的伟大艺术》一六四六年），并发明了“多形象舞台”，即在一个大盒子内安上六十面镜片，便能把一根树枝变成一片森林，把一个士兵变成一支军队，把一本书变成一个书库。

至于商人，在跟他们谈判之前我总让他们参观我的收藏品。他们对这些奇异的仪器则报以好奇的目光。他们不知道我的金融帝国是按照万花筒与反射镜的原理建立起来的，即我利用镜片的反光作用把一个没有资本的公司加以放大，扩大它的信誉，并把它的巨额赤字隐蔽在各种虚假投影中的死角里。我的秘密亦即我在交易场上危机迭起各种企业频频倒闭的这个时代的生财之道是，我从不直接考虑金钱、买卖与利润，而是考虑如何放置那些光亮的镜片，使其形成不同的反射角。

我要不断增加我的形象，但不是采取人们通常可以想到的自我陶醉或妄自尊大的方法，恰恰相反，我要把真正的我隐蔽在许许多多我的虚假的映象之中，并使之成为推动这些映象活动的中心。因此，如果不是担心被别人误解的话，我决不反对按照基歇尔的设计方案在我的家里全部装饰上镜子，那样我就会看见我头朝下在天花板上行走，或者从深透的地板上飞向空中。

我在这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