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教教堂都要宣读这项法令。这时，他的绝对权力已经超出了一个合理的界限。这条界限是只有那些最受欢迎的统治者在极其罕见的情形下才可以超越的。人们开始公开地流露不满。7位主教拒绝服从国王的命令，被指控犯了“叛国诽谤罪”送上了法庭。可当陪审团大声宣布被控者“无罪”时，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掌声与喝彩。

正巧在这个不幸的时刻，詹姆斯（他在第二次婚姻中娶了信奉天主教的摩德纳伊斯特家族的玛丽亚为妻）喜得贵子。这意味着王位将由一个天主教孩子来继承，而不是他的新教徒姐姐玛丽或安娜。人们对这个新生王子的来历产生了怀疑。因为玛丽亚年岁已大，看上去不会生儿育女了。这完全是一个阴谋，是用心险恶的耶稣会教士将这个身世离奇的婴儿偷偷带进皇宫，好让未来的英国有一位天主教君主。一时间流言沸沸扬扬，越传越离谱儿。看起来似乎另一场内战一触即发。与此同时，来自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一位德高望重人士联合给詹姆斯的长女玛丽的丈夫、荷兰共和国的首脑威廉三世去信，邀请他来英格兰，将这个国家从一个合法但一点儿也不受欢迎的君主手中拯救出来。

1688年11月15日，威廉在图尔比登陆。由于不希望让自己的岳父成为另一个殉教者，于是帮助他安全逃到了法国。1689年1月22日，威廉召开议会会议。同年2月23日，威廉和他的玛丽一起继任英国国王，终于挽救了这个国家的新教事业。

这时的议会早已不再满足作为国王的咨询机构的角色，而是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获得更大的权力。1628年颁布的《权利请愿书》被从档案室的某个早被遗忘的角落里翻了出来。接着又通过了更严厉的《权利法案》，要求英格兰君主必须是英国国教教徒。不仅如此，该法案还进一步宣称，国王无权废除法律，也没有权力纵容某些特权阶层违法乱纪。该法案还规定“没有议会的批准，国王不得擅自征税，也不得擅自组建军队”。因此，在1689年，英格兰议会享有了其他欧洲国家从未听说过的自由权利。

不过，并非仅仅因为这些宽容的措施，威廉的统治时期才被英国人记忆至今。在他生前，他首创了一种“责任内阁”的政府形式。当然，没有哪位国王能一个人治理国家，即便能力极其出众的君主也需要几个可靠的顾问。都铎王朝就有着一个“大顾问团”，全部由贵族和教士组成。不过这个团体发展得过于庞大臃肿了，后来它被精简成一个小型的“枢密院”。再后来，由于这些枢密院成员时常到宫殿的一间内室与国王见面，商讨国家大事，这种做法逐渐形成一种惯例。从此，他们被称为“内阁委员会”。不久以后，“内阁”一词就流行起来了。

与以前的大部分英国君主一样，威廉也从各个党派中挑选自己的顾问。随着议会的势力不断强大，威廉发现辉格党占据议会的多数席位，想在托利党人的帮助下治理国家几乎是不可能了。于是，托利党人被清除出局，整个内阁交到清一色的辉格党人手中。几年后，当辉格党人在议会中失去他们的势力后，国王不得不向托利党的领袖们寻求支持。直到1702年去世为止，威廉由于一直忙于与法王路易交战，无暇顾及国家大事。事实上，所有重要的国内事务全部交给内阁处理。1702年，威廉的妻妹安娜继位。这种情形依然没有改变。1714年，安娜去世（她的17个子女没有一个活得比她长），詹姆斯一世的外孙女苏菲的儿子、汉诺威家族的乔治一世继位，这种情形才宣告结束。

乔治是一位粗俗的君主，从未学过半句英语。英国这套复杂的政治制度如同深奥的迷宫，让他晕头转向。他索性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自己的内阁，也不参加让他心烦的会议。由于一句话都听不懂，出席这些会议对他来说一种折磨。这样，内阁养成了一种习惯，以不打扰国王的方式自行处理英格兰与苏格兰（1707年，苏格兰的议会与英国议会合并）的一切事务。而国王乔治也情愿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欧洲大陆上，逍遥自在。

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执政时期，一系列杰出的辉格党人组成了国王的内阁委员会，其中罗伯特·沃波尔爵士任职长达21年。因此辉格党的领袖们不仅被公认为责任内阁的首脑，而且是议会多数党的领袖，乔治三世继位后，企图将权力重新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让内阁管理政府的实际事务。但他的努力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使他的继任者们再也不敢有此图谋。因此，从18世纪早期开始，英国就产生了代议制政府，由责任内阁负责管理国家事务。

当然，这个政府并不能代表社会所有阶层的利益。只有不到总人口的二分之一的人有选举权。但是，它为现代的议会制政府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借助一种温和而有序的方式，议会剥夺了国王的权力，把它放在越来越多的民众代表手里。此举并没有给英国带来太平盛世，却挽救了这个国家，使它避免了18世纪和19世纪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灾难性的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