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

由于我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请允许我讲述另一个事实。

当我们准备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们必须事先弄明白他到底是外科医生、门诊医生、顺势疗法医生或者信仰疗法医生，因为我们要清楚他会从哪个角度来为我们治病。我们在为自己选择历史学家时，也该像选择医生那样谨慎。我们常常这样认为，“好呀，历史就是历史”，于是抓起一本历史书就乱读一气。可一个在苏格兰偏远落后、受严格长老会教派教养长大的作者，和一个从小就被领去听不相信任何魔鬼存在的罗伯特·英格索尔的精彩讲演的邻居，他们看待人类关系中的每一个问题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即使他们后来早就忘记了早期的教育，也不再踏足教堂或讲演厅，但是童年时代在他们身上烙下的早年的印象会一直跟随他们，在他们的言谈举止和写作中无可避免地流露出来。

在本书的前言中，我曾告诉你们，我并不是没有错误的历史向导。现在本书将近尾声，我还是要重复这一点。我生长在一个老派的自由主义家庭，在这个对达尔文及其他19世纪科学先驱持宽容态度的环境中成长。我的童年生活几乎是和我的叔叔一起度过的，他收藏了16世纪伟大的法国散文作家蒙田的全部著作。因为我出生在鹿特丹，在高达市求学，不断接触到埃拉斯穆斯这位伟大的宽容者，出于某种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原因，这位“宽容”的伟大倡导者征服了并不宽容的我。后来，我发现了阿尔托·法朗士（法国小说家），而我与英语的第一次接触是偶然看到一本萨克雷的《亨利·艾司芒德》。在所有的英文作品中，这部小说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