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朝一夕的事，可能需要五年，可能需要十年。但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准备。”

周恩来开口了，声音很平静：“少帅，我同意你的想法。外蒙古是中国领土，收复外蒙古是正义的事业。但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苏联的势力很强，我们在远东不是他们的对手。必须等待时机。”

张学良看着他：“周先生，你觉得什么时候是时机？”

周恩来想了想：“当苏联陷入其他方向的麻烦时。比如，他们在欧洲跟德国打起来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的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

胡适推了推眼镜，说：“少帅，收复外蒙古，不仅要考虑军事，还要考虑政治和经济。外蒙古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人口只有几十万。我们打下来容易，守得住难。必须在收复之前，做好政治和经济上的准备。”

张学良点头：“胡先生说得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布局。派人去外蒙古，跟当地的王公、喇嘛、牧民建立联系。了解他们的想法，争取他们的支持。还要培养懂蒙古语、了解蒙古文化的人才。将来收复了，要有人去治理。”

鲁迅放下烟，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有力：“少帅，我补充一点。收复外蒙古，不仅是军事行动，也是文化行动。外蒙古的人民，跟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宗教。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不是敌人。我们要用文化的力量，把他们吸引过来，而不是用武力把他们打过来。”

张学良看着鲁迅，心中涌起一股敬意。这个人，虽然其貌不扬，但看问题总是比别人深一层。“鲁先生说得对。我们要用文化的力量。要在外蒙古办学校、办报纸、办医院，让外蒙古的人民了解中国，认同中国。这样，等我们收复的时候，他们才会欢迎我们，而不是抵抗我们。”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大家各抒己见，争论激烈。张学良静静地听着，不时点头，偶尔插几句话。他知道，这些人的意见很重要。他们都是聪明人，有见识，有想法。他要做的，是把这些意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计划。

会议结束后，张学良把周恩来留了下来。两个人坐在书房里，面对面地喝茶。窗外的雪已经停了，月光照在雪地上，亮得像白天。

“周先生，”张学良说，“外蒙古的事，你怎么看？”

周恩来想了想：“少帅，外蒙古的问题，本质上是苏联的问题。苏联把外蒙古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不会轻易放手。我们动手，苏联一定会干预。所以，我们必须等。等苏联在欧洲陷入麻烦，等他们的注意力从远东移开。”

张学良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德国那边，希特勒正在扩军备战。欧洲迟早会打起来。等欧洲打起来，苏联就顾不上远东了。那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

周恩来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少帅，你看得很远。你像是一个活了很多年的人。”

张学良笑了：“周先生，你说对了。我确实活了很多年。”

周恩来也笑了，没有追问。他知道，每个人都有秘密。有些秘密，不需要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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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渗透

1935年夏，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

一个商队从张家口出发，经过二连浩特，进入外蒙古。商队有几十匹骆驼，驮着茶叶、布匹、丝绸、瓷器、铁器，还有一些药品和书籍。领头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姓马，叫马占山，是张学良派去外蒙古的。他表面上是个商人，实际上是个情报人员，专门负责收集外蒙古的情报，联络当地的王公和牧民。他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穿着一身蒙古袍，操着一口流利的蒙古语，看起来跟当地人没什么两样。

马占山不是第一次来外蒙古了。三年前，他就来过一次。那时候，外蒙古还很闭塞，老百姓对外面的事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苏联是他们的“老大哥”，只知道中国的军阀都是坏蛋。三年过去了，外蒙古有了一些变化。库伦城里多了几家商店，卖的都是苏联的货物——火柴、煤油、肥皂、布匹。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苦，牧民的牛羊经常冻死饿死，喇嘛庙里的香火也冷清了不少。

马占山在库伦城里租了一间铺面，挂上“祥记商行”的招牌，做起了买卖。他的货物比苏联货便宜，质量也好，很快就打开了销路。牧民们赶着牛羊，从几百里外赶来，用皮毛换茶叶、布匹、铁器。马占山做生意很公道，从不短斤少两，从不以次充好。他还经常送一些药品给穷苦的牧民，帮他们看病、治伤。牧民们都很感激他，叫他“马善人”。

除了做生意，马占山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联络外蒙古的王公和喇嘛。外蒙古虽然名义上独立，但实际上被苏联控制。苏联在外蒙古驻有军队，还派了顾问，控制着外蒙古的政治、经济、军事。外蒙古的王公和喇嘛们，对苏联人的统治很不满，但他们敢怒不敢言。马占山找到他们，给他们送礼物，请他们吃饭，跟他们聊天。他不谈政治，只谈生意，谈家常，谈天气。慢慢地，他跟这些人混熟了，成了朋友。

有一次，一个老王爷喝醉了酒，拉着马占山的手，哭着说：“马老板，你是好人。我告诉你，我们蒙古人，不愿意跟着苏联人。他们是外人，不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愿意跟着中国人。中国人跟我们一样，信佛，喝茶，吃羊肉。我们是兄弟啊。”

马占山拍着老王爷的背，安慰他：“王爷，您放心。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