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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奶奶。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只有他一个人),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这像一种慢性病,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一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毛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关仁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老师搬回家,现场将我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没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真相大白了。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小学五年半(就是这样的),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赖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中我一再尝到了被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了被宠爱的甜头。
第25节
关仁老师,王老师,一男一女,一高一低,像一对天使,像一个完美的世界,存放在我心的最深处、最暖处。他们使20年前的我留下了一首诗——
我心里有阳光
来自两个有性别的太阳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很笨拙的,但很真实。
3?那年那月那三天
这里指的是两个时间:一是1978年6月11—13日,二是1981年7月7—9日。前者是初中考高中的日子,后者是高中考大学的日子。两个日子对我都是非同寻常,有点一锤定音的意味。人生能有几回搏,说的就是这样的日子。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
把歧视当做动力,发奋读书,通过优异的成绩叫人刮目相看,从而改变受歧视的劣势地位,这是受歧视者正常的一种反应,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无所谓,无所求,任歧视自由发展。我当属于前者,想通过努力把劣势盖住的。但是,我们那会儿读书学习成绩是不重要的,考试都是开卷考,好坏很难体现也无人关注。那时候,我们的好坏主要体现在劳动积不积极,好事做得多不多,对老师礼不礼貌等,这些课本之外的东西上。这些东西我都做得很好,小学五年,我当了五年的劳动委员。我待人也特别礼貌,包括现在都是这样的。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