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倒在地，泪珠滚滚而下。

“上帝的天使啊，我神圣的护法神啊，”尤拉祈祷着，“保佑我永不迷途。告诉我妈妈，我在这里很好，请她不要惦记。如果死后真还有生命，上帝啊，送妈妈进天国吧，愿她与光辉如日月的圣徒同在。妈妈是个非常好的人，她不会有什么罪孽的。上帝，你发发慈悲吧，别让她受折磨。我亲爱的妈妈啊！”他在极度的凄楚中仰天呼唤母亲，像在呼唤上帝新收容的侍者。而后他突然支持不住，晕倒在地。

他晕倒一会儿又苏醒了过来，听见舅舅在上面叫他。他应了一声，便从地上爬起来。蓦地，他想到刚才没有为久无音讯的父亲祈祷，妈妈过去常嘱咐他要为父亲祈祷。

不过，经过那阵昏厥以后，他觉得心头十分松快。他想继续保持这种轻松的心境，怕它消失。他想不妨下一次再替父亲祈祷，没有什么不好。

“让他耐心等一等吧，”他迷迷糊糊闪过了这样的念头。尤拉已经完全不记得父亲了。

七

在火车二等包房里，十一岁的二年级中学生米沙·戈尔东正与父亲从奥伦堡一起前往莫斯科。米沙沉思的脸上有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父亲格里戈里·戈尔东是奥伦堡的律师。这次调到莫斯科任新职，米沙也转到莫斯科的中学学习。母亲和姐妹们在他们之前已经抵达莫斯科，正忙着安顿新居。

米沙和父亲乘上车已经过了两天多了。

车外，被阳光晒得灰白的俄罗斯，田野和草原，城镇和乡村，在尘土飞扬的灼热空气里一一掠过。络绎不绝的马车在路上移动着，沉重地拐向铁路道口。从奔驰着的火车上看去，马车好像停在那里一动不动，马儿犹如在原地踏步。

火车一到大站，旅客们蜂拥奔向车站的小吃部；夕阳从车站公园的树后斜照过来，照到旅客匆匆移动的脚和车厢下的轮盘。

世上的一切活动，单独看都是有目的的，明智的，然而联系起来看，就被整个生活洪流卷到一起，变得不很清晰，不很明智了。人们被各自的操心事所驱使，劳动着，忙碌着。然而，如果不以一种最高、最基本的超然感为主调，来调整人们各自的动机，那么一切动机都无法实施。要有这种超然感，就应让人感觉到人类生命是连续的，相信人的存在是由一个行程转到另一个行程，并且有一种幸福感，因为这一切不仅发生在埋葬死者的大地上，而且发生在别的地方。那地方有些人称为天国，有些人称之为历史，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称呼。

米沙·戈尔东却是不在此规律内的一个痛苦伤心的例外。他的生命动因是一种焦虑感。他从未因无忧无虑而感到轻松和变得高尚。他意识到自己身上遗传下来的这种性格，并且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种性格的流露，为此他不胜懊恼，感到自卑。

他从记事开始就经常困惑不解，为什么有的人四肢五官、语言和生活习惯与别人一样，却还是与众不同？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对他有好感，大多数人却不喜欢他？他无法理解：如果你比别人差，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境遇。做个犹太人，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存在的意义何在呢？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挑战，它只会带来痛苦。那么，做了犹太人，如何补偿又如何解释呢？

米沙·戈尔东去向父亲求教。父亲说，他提问题的出发点是荒唐的，这种想法也不对。但父亲没有讲出任何深刻的道理能引起米沙深思，能使他在无可更改的事实面前心悦诚服。除父母外，米沙对大人们都渐渐产生了轻蔑和反感，因为是他们把问题弄乱的，他们自己却又无力解决。他深信自己长大成人以后，一定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说眼前发生的事吧，谁敢说父亲做得不对呢，谁敢说不该刹车呢？车上一个疯子突然冲到平台上要跳车，父亲追过去。疯子推开格里戈里·戈尔东，拽开车门，从全速行驶的火车上一头扎了下去，就像从游泳池踏板上跳入水中潜泳一样。

格里戈里·戈尔东拉了紧急制动阀。这事是他干的，而不是别人，所以人们就认为火车无故长时间停车是他的过错。

谁也闹不清火车迟迟不开的原因。有人说，由于紧急刹车把蒸气制动机弄坏了，有人说火车正停在一个陡坡上，火车头没有足够冲劲把列车带动起来。还有人认为，那死者是个大人物，所以和他同行的代理人要求从附近的科洛格里沃夫火车站请来见证人做现场记录。所以那位副司机爬上了电线杆打电话。检道车可能已经开出来了。

尽管洒了香水，隐隐约约还可以闻到厕所的臭气；油腻纸包里的烧鸡，也在车厢里散发出变质的气味。几位从彼得堡来的、头发花白的太太们，还照样在脸上扑粉，用手帕擦手掌，声音低哑地交谈着。火车的煤烟和浓重的脂粉，把她们一个个都打扮成了黑发的吉卜赛女人。她们从戈尔东的包房门口走过时，用披肩裹紧肩头；狭窄的甬道使她们有机会忸怩作态一番。米沙觉得她们在不满地嘟哝，或者说从她们咬嘴唇看得出是在不以为然：“嗐，你们倒说说看，太感情用事嘛！我们可不同别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可受不了！”

自杀者的尸体躺在铁道路基旁的草地上。已经凝固的一道黑色的血迹，骇人地从死者的额头和眼睛上流过，仿佛把这脸一笔勾销了。这血又好像不是他身上流出来的，而是贴上去的橡皮膏、溅上去的一道泥浆，或是附着的一片湿漉漉的桦树叶子。

围观尸体的人群，走散了一些，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