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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她问道，一边拿起他的手替他把脉，但马上又放下了。她在他床旁的椅子上坐下，感到有些窘迫。

“真没想到，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加利乌林说，“我和您的丈夫帕沙·帕夫洛维奇在一个团服役。他的遗物我都替您保存着。”“不可能，不可能，”她连声说道，“简直太巧了。这么说您了解他的情况？请快点告诉我事情的经过！他牺牲了，是被土埋了？不要隐瞒，不必为我担心。我已经都知道了。”

加利乌林没有勇气证实她所了解的情况。他想编些瞎话来安慰她。

“帕沙被俘了，”他说，“他带他的士兵冲得太猛，被敌人截断了后路。他们被包围之后，他出于无奈投降了。”

但拉拉并不相信加利乌林的话，这次意料不到的谈话，使她无比震惊和激动。眼泪已经涌上眼眶，但她不愿在人前掉泪。她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病房外面的走廊上才镇静下来。

少顷，她又回到病房，表面上已经平静下来。她故意避开目光不看加利乌林，怕忍不住又会哭起来，径直走到日瓦戈的病床前，心不在焉地、像背书一般说道：

“您好。您有什么不舒服吗？”

日瓦戈已经注意到她的激动不安和眼泪。他想问问出了什么事，并想告诉她，他曾两次遇见过她。一次他还是个中学生，一次已是大学生。可再一想，这样显得过于亲昵，别让她误会了他的意思。接着，他又突然想起了躺在棺木里的安娜·伊万诺夫娜和冬尼娅在西夫采夫产院的哭喊声，他忍住了嘴边的话，只是简单地说道：

“谢谢您。我自己是个医生，我可以给自己治病，什么也不需要。”

“他干吗冲着我不高兴？”拉拉暗自思忖，奇怪地朝这相貌平常、长着翘鼻子的陌生人看了一眼。

几天来，天气一直变化无常，晴不起来。夜里常常吹起一阵阵暖风，送来潮湿的泥土味。

这些日子司令部里传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从家里、从内地不断有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司令部和彼得堡的电话时常中断。现在到处都在议论政治问题。

每次拉拉值班，早晚要查房两次，同各个病房里的病人随便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也和加利乌林和日瓦戈扯上几句。“这人很怪，很有意思。”她想道。“年纪轻轻的，那么不友好。长了个翘鼻子，当然算不上十分漂亮。但是个真正的聪明人，聪明得讨人喜欢，又充满活力。”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对她来说最主要的是尽快结束这里的护士工作，调回莫斯科去，可以离卡坚卡近些。到了莫斯科她要申请退役，辞去护士工作，回到故乡尤里亚京的中学去教书。关于可怜的帕沙，看来消息已经千真万确，没有任何希望了，因此她也没有必要再在前线充当女英雄。全是为了找他，才引出这么一大堆事情来。

现在卡坚卡在那里怎么样了呢？可怜的、没了爸爸的苦命孩子（想到这里她又掉下泪来）。近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不久以前，她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神圣的义务感、军人的荣誉感和崇高的社会责任。然而战争失败了。这是最大的不幸，于是其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光彩，没有什么神圣可言了。

转眼之间，一切全变了：调子变了，气氛变了，不知道应该怎么看，应该听谁的话。仿佛过去一直有人像带孩子似的牵着你的手走路，现在突然撒手不管，让你学着自己走。四顾茫茫，一个人也没有，既无亲人，也无权威，于是就想相信最主要的东西：生活的力量，或是相信美，相信真理，让这些，而不是让那些被推翻了的、人为的规定，来完全驾驭你，比过去习惯的和平生活时期更彻底地驾驭你。那种和平生活已经消失，被取缔了。对拉拉来说（她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卡坚卡就是她生活中唯一的绝对的目的。现在帕沙不在了，拉拉只是个母亲。她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卡坚卡这个失去父亲的可怜的孩子。

有人写信告诉日瓦戈说，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为他出版了书。书得到了好评，并预言他在文学上很有前途。人们在信中还告诉他，现在莫斯科很活跃又很不安定，在底层民怨日益鼎沸，我们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夕，重大的政治变革已经迫在眉睫。

夜已经深了。日瓦戈劳顿不堪。他时而沉入梦境，时而又醒过来。他觉得白天紧张了一天，现在不会睡着的，也睡不着。窗外昏沉沉的风呜呜地响着，仿佛打着哈欠，睡意矇眬。风声如诉如泣：“冬尼娅，萨沙，我多么想念你们，我多么想回家，想去干我的工作。”在风声的低诉里，日瓦戈时而醒过来，时而又跌入梦境，幸福和痛苦也随之惶恐不安地迅速交替着，就像这多变的天气，这变幻不定的夜晚。

拉拉心想：“那个伤员多么关心帕沙，为他保存下这些令人心碎的遗物，可是我简直没有良心，甚至都没问一问他叫什么，从哪里来。”

第二天早上她查房时，为了弥补自己的疏忽和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激之情，便仔细询问加利乌林的情况，一边嗯嗯地应和着。

“我的上帝，仁慈的上帝啊！是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是季韦尔辛的家，是革命的一九〇五年的冬天！小奥西普吗？不，不，我不认识奥西普，也许我不记得了，请原谅。可是时间，时间是对的，房子也是对的！确实不错，我记得这幢房子和一九〇五年！”噢，她突然活灵活现地记起了这一切！当时还练过射击，还有（天啊，快让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