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停地驶过了无数军车。

帕沙微微一笑，从船板上站起来，回屋去睡觉。最理想的答案找到了！

七

听了帕沙的决定，拉拉一下愣住了，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亏他想得出来。又在犯什么怪毛病了，”她暗自思忖，“不理他，他自己也会忘记的。”

但事实上帕沙为此已经准备了两周。他向征兵处递交了证件，学校已经找了代课教员，鄂木斯克的军事学校发来了录取通知书。他出发的日期迫近了。

拉拉号啕痛哭，就像个没知识的妇人一般，抓着帕沙的手，跪在他脚下。“帕沙，亲爱的帕沙，”她哭喊着，“你把我和卡坚卡扔给谁啊？你不能这样，不能啊！现在还不晚。我能把一切都办妥的。再说你还没体格检查。你的心脏不好。你难道不羞耻吗？一时发疯，连牺牲家庭都在所不惜，你不觉得有愧吗？当志愿兵！你一直嘲笑罗佳，说他是庸俗小人，现在你自己也步了他的后尘！你自己也想炫耀军刀，过过军官瘾！帕沙，你怎么啦，我简直不认得你了！你变了，难道你疯了？求求你，老实告诉我，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人云亦云，俄罗斯需要你这样做吗？”

突然，她明白过来，问题不在这里。虽然她没有完全想清楚，但主要的问题她是抓住了。她猜到帕沙误解了她对他的态度。她对他的感情中始终掺着一种母性的爱，而他却不珍惜这种母性的爱，他也不理解，这种爱比女人一般的爱情更加深厚。

她咬着嘴唇，冷得整个心都瑟缩起来，仿佛挨了打似的。她不再说什么，默默吞下眼泪，替丈夫收拾行装。

他离开她们走了。她觉得整座城市变得沉寂了，甚至天空的乌鸦也稀少了。“太太，太太。”玛尔富特卡叫她，她听不见。“妈妈，我的好妈妈。”卡坚卡拽着她的衣袖咿咿呀呀地叫着她。这是她受到的最致命的打击。她最美好的、最光明的希望破灭了。

从丈夫自西伯利亚寄来的信中，拉拉知道了他的一切情况。他很快就清醒过来，非常思念妻子和女儿。几个月以后，帕沙提前毕业，成了一名准尉军官，不久又突然被派往作战部队。军令紧急，他匆促上路，途经的地方都离尤里亚京很远，在莫斯科也没有闲暇和亲友见面。

他从前线开始来信了。这比起鄂木斯克军校的来信要有生气，不再那么满腹忧思了。帕沙想立一次功。为了嘉奖他的军功，也许可能给他休假和家人团聚，或者受一些轻伤也好。立功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在后来称之为“布鲁西洛夫突破”的有名战役之后不久，部队转入了进攻。帕沙的家信从此中断了。开始拉拉还很坦然，以为帕沙所以不写信，是因为军队不断推进，不可能在行军途中写信。

秋天，军队不再向前推进，开始构筑工事。帕沙仍然音讯全无。拉拉开始惊惶不安，去打听消息。最先只在尤里亚京打听，后来又写信去莫斯科和帕沙的军邮信箱询问，结果一无所获，哪里也没有回信。

当时县城里，许多热心慈善的太太都自愿为军队尽义务，拉拉也和她们一样，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尤里亚京县医院扩建的军医院，尽自己一份菲薄的力量。

现在，她正规地学了点基础医学知识，并且在医院里通过了护士资格的考试。

作为一名护士，她向学校请了半年假，把尤里亚京的家托付给玛尔富特卡照看，带着卡坚卡去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她把女儿寄在莉帕家。莉帕的丈夫弗里津丹克是德籍侨民，和其他国内的被俘人员一起拘留在乌法。

拉拉终于明白了，只是在外围寻找帕沙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她决心去不久前他曾作过战的地方。为找帕沙，她到一列救护车上当护士，列车途经利斯基市开往匈牙利边境的梅索拉鲍尔奇。这个城市是帕沙在最后一封信里告诉她的地址。

八

一列从莫斯科发车的货车，满载着塔季扬娜伤员救济协会的物资，抵达前线师部指挥所。这列长龙列车由外观不雅的多节短身取暖货车连接起来。其中有一节客车车厢，坐的是莫斯科社会活动家，来前线向官兵赠送慰劳品。里面一个人叫米沙·戈尔东。他听说师部的军医院中有一位他童年的朋友日瓦戈，医院就在附近的村子里。

戈尔东去师部索取了一张前沿地区通行证，带上证件，搭上一辆顺路的马车就去看望老朋友了。

赶车的是白俄罗斯人，也许是个立陶宛人，俄语说得很蹩脚。出于间谍恐惧症，他谈的都是官样文章，千篇一律，不说也猜得出来。他那种装出来的政治上的忠诚，使谈话枯燥乏味。所以一路上坐车和赶车的几乎都默默坐着不说话。

师部的人告诉他说，那村子就在附近，离这儿不过二十俄里或二十五俄里光景。实际上到那儿得走上八十多俄里路。因为在师部里调动军队计算距离时，习惯以一百俄里为单位计算。

一路上，在马车左侧远处的地平线上，敌人大炮不停发出沉闷的轰响，令人心惊。戈尔东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地震。但他的判断是对的：远处敌炮阴沉的隐约可闻的隆隆声，确实极像火山爆发时的地动和轰响。天色刚暗下来，左方天际就亮起一片颤悠悠的红光，一直到天亮才熄灭。

马车拉着戈尔东经过一座座破败不堪的村落。有的村子里，老百姓已经跑散；有的村子老百姓躲进了很深的地窖。村中满地是瓦砾，一堆挨着一堆，排得就像原来的房子一样。这种遭过兵祸的村子，可以一览无遗，就像没有植被的空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