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和他一起热闹一番。

日瓦戈反正要去办公室请首长签字。进里屋后，他发现那里简直乱得一塌糊涂。

小镇上那位头号新闻人物和当代英雄——新政委，不去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却跑到这儿来了，这里既非司令部的重要部门，也与军事无关。但他却面对着一群军队文职人员，在那里夸夸其谈。

“这位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重要人物，”县首长向政委介绍日瓦戈说。可是政委正说得眉飞色舞，看都没看他一眼。县首长转过身子在日瓦戈递过来的证件上签了字，很客气地伸出手，让日瓦戈在屋子中央的一张矮脚软凳上坐下。当时在场的人中，只有日瓦戈一人规规矩矩地坐着，其他人很随便放肆，坐的姿势稀奇古怪。县首长手支着脑袋，像皮却林似的懒散地半躺在书桌旁，他的那位助手踡着腿高坐在沙发一侧的扶手上，像坐在女式小马鞍上一般。加利乌林反骑在一张椅子上，两手抱着椅背，脑袋靠在上面。那位年轻的政委，一会儿双手撑着跳上窗台，一会儿又跳下来，像个打旋儿的陀螺在办公室急匆匆地转来转去。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谈着比柳奇士兵倒戈的事情。

新政委和人们对他的传说相去不远。他细高身材，风度翩翩，完全还是个孩子，燃烧着崇高的理想之火。听说他出身名门，父亲可能是个参政员，二月革命时曾带领一队人马率先冲进国家杜马。别人向日瓦戈介绍他时，说他姓金采，也许是金茨——说得不太清楚。政委说一口标准的彼得堡方言，口齿十分清楚，稍稍带点波罗的海的口音。

他穿的是紧绷在身上的四个贴兜的军上衣。大概他觉得自己太年轻，有些不自在。为了显得老成些，他装出一种不屑的神态撇着嘴，还故意驼着背，两只手深深插在马裤兜里，肩头崭新硬挺的肩章就翘了起来。这副模样确实很像粗笔勾勒的骑兵形象，因为从肩头到脚正好可以画出两条斜线，在底端交叉到一起。

“离这里几站地的铁路线上，驻扎着一个哥萨克骑兵团，是红军，很可靠。把他们调来包围叛军，就万事大吉了。军团司令一再要求尽快解除他们的武装，”县首长向大家说。

“哥萨克？绝对不行！”政委发火了，“现在不是一九〇五年，不是革命前的演习！在这个问题上，咱们是针锋相对的，你们的将军是自作聪明。”

“还没付诸行动。一切只是纸上谈兵，是个设想罢了。”

“我们和司令部达成过协议，他们不干预我们作战的决定。调用哥萨克我不反对。就算这样吧。但我个人要采取一些理智的步骤。叛军是露营的吗？”

“怎么说呢，反正他们的营地很牢固。”

“很好，我想去他们那里一趟。告诉我怎么去找这些可怕的人，这些绿林强盗。虽说他们造了反，甚至是临阵脱逃，但他们是人民。先生们，这一点你们可别忘了。而人民就像孩子一般，需要了解他们，懂得他们的心理，要用特殊的方法。必须善于触动他们最高尚的、最敏感的心弦，这样才能奏效。

“我到他们那里的伐木场去，和他们谈谈心。你们将看到他们秩序井然地返回原来的阵地。咱们打赌好吗？你们信不信？”

“不好说。但愿如此！”

“我对他们说：‘弟兄们，就拿我来说吧。我是一个独生子，一家人全指望着我，但我什么都放弃了；为了你们能获得自由——世上没有人享受过这种自由，我牺牲了荣誉、地位、双亲之爱。我，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都这样做了，且不说老一辈光荣的先驱、流放的民粹派、身陷囹圄的民意党人所做的牺牲。我们是为一己的私利而奋斗吗？是我们个人的需要吗？现在你们已不是过去那种普通人，而是世界上第一支革命大军的战士。你们扪心自问，是否配得上这样光荣的称号？现在祖国正在流血，在竭尽全力摆脱缠在她身上的毒蛇般的敌人。可你们却上了一帮江湖骗子的当，变成了一群毫无觉悟的败类，一群践踏自由、无法无天的恶棍。你们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啊，我一定要说得他们动心，让他们感到羞耻！”

“不不，这样太冒险，”县首长提出反对意见，一边暗中和他的副手交换意味深长的眼色。

加利乌林也劝政委不要去干这种蠢事。他了解二一二步兵团的那些亡命徒，过去二一二团也属于他所在的师管。不过政委把他的话当做耳旁风。

日瓦戈一直急着要走。政委的天真幼稚使他感到窘迫。可是县首长和他副手，这两个爱讥笑人的机灵鬼的狡猾和世故，也高明不到哪儿去。一种是愚蠢，一种是滑头，倒挺般配。两者又都表现为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而本身极其无聊、空洞，枯燥乏味。这些恰是生活极力要摆脱的累赘。

啊，有时他多么盼望能摆脱人们平庸的高调，回到貌似寂静无语的大自然中去，回到苦役般漫长而艰难的、默默无闻的劳动中去，回到无言的沉沉梦境中去，沉浸在真正乐曲的宁静中，沉浸在心旷神怡的恬静中！

日瓦戈想到他还得同拉拉·安季波娃作一次交谈和解释，不管怎么说，这是不愉快的事。尽管如此，他还是乐意有机会见她一面。但她未见得会回来了。日瓦戈抽了个空，赶紧站起来悄悄离开了办公室。

六

其实她已经回来了。这是弗列丽小姐告诉他的，还说拉拉·安季波娃回来时很累，匆匆吃过晚饭，就回自己屋里去了，不让人去找她。弗列丽小姐又对他说：“不过，您可以敲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