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不是开玩笑，我多么想敞开来谈一谈，对您讲讲我的妻子、儿子、我的生活。真见鬼，难道一个成年男人就不能和一个成年女人谈话吗？一谈马上就得被人怀疑有什么隐情吗？岂有此理！让这些说法都见鬼去吧！

“您熨呀，熨呀，我是说您熨衣服好了，不要管我，我说我的，要不少时间呢。

“您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可我们正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前所未有的时代，在世上也千载难逢。您想想，整个的俄罗斯，屋顶都被掀掉了，我们和全体人民都无遮无盖。没有人来关心我们。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口头的自由，不是写在要求书里的自由，是从天而降、出乎意料的自由。自由来得意外，是阴差阳错的结果。

“每一个人都无所适从，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您注意到这一点没有？好像每个人都为自己、为自己身上发现的英雄气概，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您还熨您的呀。您怎么不说话了？您不觉得枯燥吧？我给您换换熨斗。

“昨晚我去看了一次群众大会。惊人的场面！我们的母亲——俄罗斯活动起来了，她再也呆不住了，她来回地走也走不完，不停地说也说不够。还不光是指人们；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树木，也聚集到一起来议论。夜间的花朵同样在作哲理的思考。一幢幢的砖石楼房都起来聚会了。这有点像《福音书》里写的，是不是？仿佛回到了圣徒时代。您还记得圣保罗是怎么说的吗？‘你们要用各种语言说话并且预卜。你们要祈求获得解释的才能！’”

“您说树木和星星也像参加了大会，这我能理解。我明白您的意思。我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这种情形一半是战争造成的，其余是革命的后果。战争把生活突然打断了，似乎生活可以暂时缓一缓（真是荒唐之极！）。革命的爆发，就像胸中憋了一口气，闷了太久，不吐不快。每个人都复苏了，新生了，人人都变了样，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也许不妨这么说：每个人都经历了两种革命，一种是个人自身的，另一种是全体共同的。我觉得，社会主义是个大海洋，所有个人自身的革命应该像江河入海，汇入其中，流进这生活的海洋，特色鲜明的海洋。我说的生活海洋，是指在绘画中看得见的那种生活，是含有伟大意义、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的生活。现在，人们决心不在书本中去体验它，而要在自己身上体验它；不是抽象地、而是在实践中体验这种生活。”

日瓦戈的声音突然颤抖起来。这是他精神开始亢奋的流露。拉拉·安季波娃停下手里的活，朝他投去严肃和惊诧的目光。他思路乱了，一下子忘记说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又说下去。他无暇顾忌什么，任情发泄起来：

“这些天来，我多么渴望能生活得诚实、有益！多么渴望成为普天欢庆中的一员。然而，在大家欢欣鼓舞的时刻，我却看到了您深奥莫测的忧郁眼神，茫茫然地不知投向何处，仿佛在非常遥远的国度寻找什么。我恨不得付出一切，但求您能收起愁容，能满意自己的命运，无须求助于任何人、任何东西。但愿您有一个亲人，一位挚友或是丈夫（他最好是军人），他握住我的手，让我不必为您的命运担忧，不必因关心您而使您徒增烦恼。可是我会抽出自己的手，用力一甩，算了……啊，我忘乎所以了！请原谅。”

日瓦戈的话音又泄露了他内心的波澜。他一甩手，窘迫不堪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前，脸朝窗子站着，用臂肘撑在窗台上，手掌托腮，茫然望着黑魆魆的花园深处，试图恢复平静。

熨衣板搭在桌子和另一个窗子上，拉拉·安季波娃绕过它走到屋子中间，离日瓦戈有几步远。“唉，我一直担心会出这样的事！”她仿佛喃喃自语。“多么不幸的迷误啊！尤拉·安德烈耶维奇，不要这样，这样不行。哎哟，您瞧，因为您我闯了大祸！”她大声嚷着赶紧跑回熨衣板跟前。她忘了把熨斗从衣服上拿起来，冒起了一股焦糊味的轻烟，衣服熨坏了。

“尤拉·安德烈耶维奇，”她接着说道，当的一声气恼地把熨斗放到炉圈上。“尤拉·安德烈耶维奇，听我的话，您去弗列丽小姐那里呆一会儿，喝杯水，亲爱的，再回来。但愿您回来时是平时的样子。您听见了吗？尤拉·安德烈耶维奇？我相信您能做到这一点。就这样办，我求求您。”

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谈话。一周以后，拉拉·安季波娃离开了军医院。

九

又过了些日子，日瓦戈也开始整理行装，准备上路。他离开梅柳泽耶夫的前一夜，下了一场吓人的暴风雨。

狂风怒吼，大雨滂沱，风雨声响成一片。暴雨时而直泻房顶，时而趁着风势在街巷里横扫，仿佛是以水柱步步为营在攻占街道。

雷声隆隆不绝于耳，连缀成一片均匀的轰响。在接连不断的电光中，仿佛看到市街匆匆远去，街旁的树木也弯着腰朝同一方向奔跑。

夜里，弗列丽小姐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她惊慌地坐起，侧耳谛听大门外的动静。敲门声仍然不停。

她想，难道整个医院里就没有一个人肯出去开门吗？她这么一个老太婆倒应该为大家担风险，就因为她天生为人诚实，富于责任感吗？

且不说扎勃琳斯卡娅家里的人，他们都是阔佬，是贵族，可军医院呢？这是人民自己的财产嘛，他们把军医院扔给谁来管呀？比方说，那些卫生员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大家都一哄而散，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