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有一条走廊通到婴儿室。这时走廊上响起婴儿尖细的啼哭，大约十个到十五个婴儿一起哭叫着。护士们每人左边抱一个，右边抱一个，像挟两大包东西似的，送去让母亲喂奶。她们走得很快，生怕襁褓中的婴儿着凉。

“哇，哇！”小娃娃们的哭声丝毫不带感情，他们齐声哇哇，唱着同一个调，仿佛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只有一个孩子的声音与众不同。他也是哇哇哭，听起来也毫无痛苦，但并不是为了尽什么义务；他的声音低沉、郁闷而不满。

当时，日瓦戈已经决定给儿子取名萨沙，以此表示对岳父亚历山大的尊敬。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低声哭叫的正是他的孩子，因为这哭声有个性，预示着他未来的性格和命运，这哭声包含着孩子名字萨沙——亚历山大的特色。日瓦戈真猜对了。这个孩子确实就是小萨沙。这是他对儿子的头一个印象。

以后日瓦戈对儿子的印象，主要来自冬尼娅寄给他的一些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活泼可爱的胖娃娃，大大的脑袋，噘着一张小嘴，笨拙地弯着腿站在铺开的被子上，他举起两只小手，好像就要蹲下去跳舞。那时他才一岁，刚开始学步；现在已经两岁，开始咿呀学语了。

日瓦戈提起箱子放在靠窗的牌桌上，解开箱上的皮带。这房间过去派什么用来着？日瓦戈认不出来了。看来，冬尼娅已经换过家具，或者又重新糊了墙纸。

日瓦戈打开皮箱，准备取出刮脸用具。从窗户望出去，前面正好是教堂钟楼，圆柱之间升起了一轮皎洁的满月。月光洒在打开的箱子上，照在上面的衣服、书籍和梳洗用品上，屋里的光线一变，日瓦戈又认出了这房间。

这是已故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储藏室，过去用来堆放坏了的桌椅和没有用的旧办公用具。这儿有她娘家的家传文案、夏天收藏冬衣的大木箱。安娜·伊万诺夫娜在世时，房间四角里东西一直堆到天花板，一般不让人进去。但每逢大节日，小客人来得特别多，就可以在楼上到处跑、跳、淘气，于是贮藏室也开放。孩子们在那里扮强盗，藏在桌子底下，用烧焦的软木塞涂个大黑脸，穿上化装舞会的衣服。

日瓦戈站了一会儿，回忆着儿时的情景，然后他又下楼去，到一层前厅把网篮拿上来。

厨房里，纽莎正蹲在炉灶前，把野鸭放在一张报纸上褪毛。她是个腼腆、胆小的姑娘。看见日瓦戈提着网篮进来，涨得满脸通红，赶紧站起身来，一边用手掸掉围裙上的鸭毛。她向日瓦戈问了声好，就上去帮忙。日瓦戈回声“谢谢”，说他自己能提。

他刚跨进旧贮藏室，就听见隔壁第二间或第三间屋里妻子在唤他：

“尤拉，你可以进来了！”

他就向萨沙那间屋走去。

现在的儿童室，是过去他和冬尼娅做功课的房间。小床上坐着个孩子，远不像照片上那么漂亮。但却酷似尤拉的母亲，已故的玛丽娅·日瓦戈，几乎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比她死后留下的任何画像都更逼真。

“这是爸爸，这是你的爸爸，给爸爸做个小勾儿看看，”冬尼娅不停地说着，一边放下小床的床栏，可以让日瓦戈搂他，把他抱起来。

日瓦戈走到萨沙近前。这个满脸胡子的陌生男人，大概吓着了萨沙，萨沙不喜欢他。当日瓦戈弯下身去时，萨沙倏地站起来，抓住了妈妈的衣襟，气鼓鼓地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一大胆的举动把萨沙自己都吓了一跳。他赶忙投进母亲怀里，把脸埋在她的衣服里，伤心地哇哇大哭起来。

“真是的，真是的，”冬尼娅埋怨着他，“萨沙，你怎么能这样。爸爸会以为萨沙不好，萨沙是个坏孩子。你亲亲爸爸，让他看看，你亲得多好。别哭，哭什么，不要紧，小傻瓜。”

“随他去吧，冬尼娅，”日瓦戈说，“别难为他，你也不必懊恼。我知道，你又在胡思乱想了，把这事看得太认真，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这都是胡扯。其实是很自然的。孩子从来没见过我。明天跟我熟了，拉都拉不开呢。”

可他自己走出房间时，心头也沉甸甸的，感到这不是好兆头。

四

几天过去了，他发现自己很孤独。他并不怪罪任何人。看来，这是他自己所希望的，现在实现了。

他的那些朋友们，不知怎么都变得平庸浅薄了。他们失落了自己的世界，也失落了自己的聪慧。在日瓦戈的记忆里，他们个性要鲜明得多。看来，过去他对他们估计过高。

过去，旧的社会秩序允许有闲阶级任情地想入非非，拿衣食无着的人作话题标新立异。他们过着闲散的生活，高谈阔论，但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大多数人都在忍饥挨饿。在那种条件下，多么容易把这些当成他们的真实面目和独特个性。

可下层民众刚一站立起来，上层阶级的特权一旦被废除，他们转跟之间就失去了光彩，毫无遗憾地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想；看来他们实际上从未有过独立的思想！

现在日瓦戈感到亲近的，只是不尚辞藻、不唱高调的人，是妻子、岳父、三两个同事、普通的朴实的职员和工人。

享用野鸭和酒精的晚宴，按计划在他回家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举行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和宾客见过了面，所以宴会上他们不是头一次重逢。

在那饥荒年月，一只肥鸭对客人来说是稀世佳肴，可就着鸭肉吃的面包太少，使这顿美餐大为减色，甚至使人感到气恼。

戈尔东是把酒精装在毛玻璃塞的药瓶里带来的。在黑市上酒精属于最抢手的交换物。冬尼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