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来的亲友中广为流传。

在冬尼娅脑子里，这些经验之谈都变成了必须遵守的简明指南，一条条记得清清楚楚。她甚至觉得院子里除了麻雀的啁啾和孩子的吵嚷，还有一个神秘的声音从外面不断向她提示。

她反复地琢磨：“要带布，带布。最好裁成衣料，可沿途要检查，很危险。万全之策是剪成衣服，用大针脚缝好。总之，要带布，织物，衣服也可以，最好是外衣，还不能太旧。没用的东西少带，沉重的家伙全不带。因为经常得自己拿着，根本别想用柳条筐或箱子。要把反复挑选过的一点东西，打成女人和孩子都能背动的包袱。盐和烟是很有用的，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带它们有很大的危险。要带二十和四十卢布面额的纸币。最难的事是跑那些证件。还有其他，等等，等等。”

五

动身前突然刮了场暴风雪。狂风卷着一团团灰色雪雾升到半空，接着又旋转着落到地面，给昏暗的街巷铺上一片缟素。

家里一切都已收拾停当。那三间房和留下的东西都托付给了一对老夫妇照管，他们是叶戈罗夫娜在莫斯科的亲戚。去年冬天冬尼娅才认识，他们帮冬尼娅用旧东西、旧衣服和没用的家具换过劈柴和土豆。

马克尔是靠不住的。他到了民警局，这是他给自己选中的政治俱乐部。在那里他倒没有抱怨过去的东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如何吸他的血，但是却责备他们多年来有意让他混混沌沌，不告诉他猴子变人的道理。

叶戈罗夫娜的亲戚是对老夫妻，老头儿过去当过店员。冬尼娅向他们作了最后一次交待，领着他们一个个房间看，告诉他们哪个钥匙开哪把锁，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又同他们一起试开了柜子和抽屉，详详细细地作了交代和解释。

屋里的桌椅都靠墙堆好，准备带走的包袱搁在一旁，窗帘也已摘下。暴风雪原来被挡在暖融融的窗帘之外，现在却毫无阻拦地从光秃秃的窗子外探进头来，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暴风雪引起了他们无限的思绪。日瓦戈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母亲的死，冬尼娅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想起了安娜·伊万诺夫娜的死和丧葬，他们都觉得今天是在这幢房子里度过的最后一夜，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其实他们都想错了，但当时他们都心照不宣，生怕会引起对方伤心。怀着这种情绪每个人都回顾着在这幢房子里发生的往事，强忍着夺眶欲出的眼泪。

虽然心里难受，冬尼娅在人前还保持着大家闺秀的风度。她不停地和那个受托看管房子的女人说话。冬尼娅过于夸大了那女人所起的作用。为了表示自己对他们的感激，冬尼娅说声“对不起”就跑到隔壁房间里，一会儿拿来块头巾送她，一会儿拿来件女上衣，再不就是一块花布或混纺希丰纱。送她的布都是深底白格或白点图案，倒有像临走前夕光秃秃的窗子外面那夜幕中的方格砖墙，和飞舞着的点点雪珠。

六

天刚放亮他们就动身去车站。楼里的住户这时都还没起床，可被同楼的泽沃罗德金娜发现了。她事事爱出头露面，领着大伙儿干这干那。她挨家把睡着的人都叫起来：“同志们，请注意，快点起来，快点，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一家要走了，咱们得去告别。”

大家拥进穿堂和后门的楼梯口（正门全年都封着），在楼梯台阶上围成个半圆形，仿佛准备照集体相。

睡眼惺忪的邻居，一个个披着单薄的大衣，缩着身子耸起肩，不让肩上的大衣滑下来。有的人仓促中没来得及穿袜子，光脚丫在肥大的毡靴里不停互相踢打。

那年头很难弄到酒，可是马克尔不知在哪灌饱了烈酒，歪歪扭扭地靠在栏杆上，差点没把栏杆压坍。他自告奋勇要去车站送行李。没让他去，他还很不高兴，好不容易才支开了他。

院子里天还黑着。风停了，雪却下得比夜里更大。鹅毛大雪，懒洋洋飘落下来，离地面不远处又停下来，仿佛正犹豫是否要落到地面去。

他们一家出了小巷来到阿尔巴特大街的时候，天渐渐放亮了。白茫茫的雪幕仿佛从天上一直垂到地面，遮住了大街，雪幕的毛边在路人脚下晃来晃去，仿佛人们没在走动，只是原地踏步。

路上空无一人。他们离开西夫采夫时，没碰到任何人。走不多远，一辆空马车赶上了他们。马车夫浑身上下都是雪，仿佛沾满了面粉，马也浑身雪白。马车夫的要价，以当时的钱算数目很大，实则不值几文，这样他们连人带行李都上了车。只是日瓦戈把东西放到车上，自己却愿步行去车站。

七

在车站，冬尼娅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已经排进了黑压压的长队，长龙两边都拦着木杆。现在旅客不能在月台上车，要跑到半里地外站口扬旗的地方上车，因为站台结了冰，满地垃圾，又没人清扫，火车没法开进月台。

纽莎和萨沙没有随妈妈和外祖父一起排队。他们在车站外厅宽大的遮檐下溜达，偶尔朝里看看是否该跟大人一起进站。他们身上有股浓重的煤油味，为了预防带伤寒菌的虱子，他们的脚踝、手腕和脖颈都抹了厚厚一层煤油。

冬尼娅看见丈夫过来，向他招了招手，但不等他走近，老远就喊着告诉他去哪个窗口交验出差证件。他就转身往那边去了。

“让我看看，给你盖的什么章？”等他回来时，她问道。日瓦戈隔着栏杆递过去一叠折起来的证件。

“这是乘坐代表车厢的优待证，”站在冬尼娅后面的人，从她肩头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