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姑娘可真挑不出什么毛病，聪明、漂亮、品行也好，比傻瓜捷廖沙和她的养父可聪明多了。

就这样，临近复活节时只剩她一个在家，别人全走了，飞向四面八方。

丈夫符拉斯沿着驿道去给那些新兵宣讲去了，祝福应征的人们去建立战功。这个傻子还不如多为自己儿子操点心呢，别让他去冒丧命的危险。

儿子捷廖沙也在家里呆不住，节前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他去神文镇上找亲戚玩乐，想在经受折磨之后开开心。这孩子被实科中学开除了。中学前一半，每年留级，倒也没出什么事。读到八年级，人家不客气地把他撵了出来。

啊，真令人心烦！我的上帝呀！为什么心里这样烦乱，啥都不想干。百事不遂心，活着没意思！这是怎么啦？是因为闹了革命吗？不，不是！一切都怪这战争。打仗把好样的男子汉都打死了，剩下的全是孬种、废物。

她原来的老家（父亲是承包人）生活可不像现在这样。父亲不酗酒，有文化，家境富裕。两个姊妹也好，波利娅和奥利娅。她们名字相近，人也相似，一对美人儿。那几个来找父亲的木匠师傅，个个魁梧精神，长相漂亮。忽然间姊妹俩异想天开（因为家里不愁吃穿）要织六种毛色的围巾，真能出点子。结果织得妙极了，围巾在全县到处闻名。常常是办什么事都像个样——教堂的仪式、舞会，都漂漂亮亮。家中的人们，他们的举止也是如此，别看全是普通人，是一般市民，农民和工人。那时的俄罗斯，也年轻漂亮，有真正的崇拜者、真正的卫士，可不是现在这些人能比得了的。如今一点神气都没有了，尽是些律师呀、犹太人呀，白天黑夜就知耍嘴皮子、耍笔杆的废物。符拉斯和一群朋友，想靠香槟酒和良好的祝愿，把从前的黄金时代再拉回来。可是用这种办法，难道能够重新获得丢失的感情吗？为了这个，得能移山倒海才行。

四

加卢津娜不止一回走到了卸货地，就是圣十字修道院的进货广场。由这儿回她家，要向左去。可每次她都改变了主意，转身又朝修道院旁边的小巷走去。

进货场足有一片耕地那么大。从前到了集市的日子，农民的马车把广场塞得满满的。货场一端是叶列宁街尾，另一端是倾斜的弧形，边缘上盖起一排单层或两层的小房子，全是货仓、账房、店铺、手工作坊。

这里过去在太平年月，那个戴副眼镜的大笨熊布留汉诺夫穿件长襟礼服，时常端坐在自家有四扇门板宽的店门旁，读他那小报。这人是厌恶女色的家伙。店里经营皮革、松焦油、车轮、马鞍、燕麦、料草等。

店堂晦暗的小橱窗里，成年摆着尘封的硬纸盒，装的是用绸带花结扎起的成对的喜烛。橱窗后面是间不大的屋子，没有家具；要不算几个垛在一起的圆形蜡料，连货物的影子也没有。可就在这屋里，却有不知住在哪里的经营蜡烛的巨商派来的不为人知的代理人，谈成一笔笔上千卢布的地板漆、蜡料、蜡烛的交易。

这里，在一排店铺正中，是加卢津家开的出售殖民地来货的店铺，有三开间的门面。店里掌柜和伙计们整天没完没了地喝茶，然后一天三次用喝淡的茶水擦那没刷漆的地板。这儿的年轻女掌柜，时常很乐意坐在账桌旁。她喜欢的颜色，是雪青色、紫罗兰色，就是那件特别庄重的教堂礼服的颜色，丁香含苞待放时的颜色，她那件最好的丝绒衫的颜色，她厨房里玻璃酒具的颜色。她觉得，这是幸福的颜色，回忆的颜色，逝去的俄罗斯革命前的处女时代，也都是淡紫色的。于是她喜欢久久坐在店里的账桌旁，因为弥漫着玻璃缸中淀粉、白糖、深紫色茶藨子香味的店堂，是一片淡紫的暮霭，恰是她最喜欢的色彩。

这里，在一个角落中，紧挨着木材仓库有一座旧薄板盖起的两层楼房，老得四周下沉，像辆破旧的马车。楼里共有四套住宅，两个入口，正面两个楼角，一边一扇大门。底层左半是扎尔金德开的药店，右半是公证人事务所。药店上头住着专做女服的老裁缝，有一大家子人的什穆列维奇。对着裁缝家，在公证人上面，杂居了许多房客。挂满大门口的各种牌匾，说明了他们的职业。这里可以修表、定做皮靴。这里有茹克和施特罗达克合伙开的照相馆，这里还有个卡明斯基的雕刻小店面。

由于这套住宅里过于拥挤，照相师傅的两个帮手，修版的谢尼亚·马吉德松和大学生布拉热英，在院子里柴棚的过道账房中，搭起一间暗室。看来这会儿他俩也在干活儿，因为从账房小窗口看得见洗相片时开着的那盏怒气冲冲的小红灯，模模糊糊在闪动。就在这个窗口底下，锁着叫得整条叶列宁街都能听见的小狗托米克。

“简直是大杂烩。”加卢津娜路过灰楼时心里想。“又穷又脏，全凑到这儿来了。”但她马上又想到，符拉斯反对犹太人可不对头。这些人都是无足轻重的，对国家命运没什么大相干。不过你要去问问什穆列维奇老人，为什么这样乱糟糟、纷纷扰扰，他会弯下腰，做个鬼脸龇着牙说：“都是犹太人在捣鬼。”

唉，她这是想些啥呀？脑子里都装了些啥呀？问题不在这里嘛。问题难道出在这儿吗？问题出在城市。俄国不是靠城市支撑的。可是人们认准了受教育，就学城里人的样子，又没学成。这叫离了这边岸，又到不了对岸。

也许正相反，问题出在愚昧上。科学家隔着地能看到地底下，什么都事先能预见。咱们这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