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在城市街角的事务管理局门上，钉着“意见申诉处”的牌子。他由这儿斜穿广场走上小货栈街，路过斯坚戈普工厂，从医院后院来到军医院的门诊处。这是他主要的工作地点。

去医院的路大多有树荫遮蔽，大树在长街上空交错缠绕，两旁是形状奇特的房屋，大部分是木房，屋顶极陡，栅形的院墙，镂花的大门，护窗板上也刻了花纹。

门诊处的隔壁，在女商人戈列格利亚多娃祖传下来的果园里，有一幢不高却很别致、具有古俄罗斯风格的房子。正面镶着上釉的瓷砖，砖面呈锥形。这很像莫斯科古代贵族的府邸。

日瓦戈每隔十天有三四次要从门诊处前往米阿斯街的利益基大楼，参加尤里亚京省卫生厅会议。

在另一个很远的区域里有一幢房子，是萨姆杰维亚托夫的父亲菲姆·萨姆杰维亚托夫捐赠给市里的，为了纪念生下儿子之后死于难产的亡妻。在这幢房子里，萨姆杰维亚托夫创建了一个妇产科研究所，现在这儿是速成外科训练班，以罗莎·卢森堡命名。日瓦戈在这里讲普通病理学和几门选修课。

完成所有这些工作之后，他入夜才回来，又累又饿。回来常赶上拉拉正忙活家务，不是在炉旁，就是在洗衣盆前。她一身普通的家常装束，头发蓬乱，挽着衣袖，掖起衣襟，另有一种威严动人的吸引力，几乎叫人吃惊；即使突然碰上她准备去舞会，穿上了高跟鞋显得身材更高挑，穿着大开领衬衫和宽大作响的裙子，那风采也不如此刻诱人。

她不是做饭就是洗衣，然后用剩下的肥皂水擦屋里的地板。要么就安宁沉静地坐着，缝补自己的、他的、卡坚卡的内衣。或者在做饭、洗衣、打扫之后，教卡坚卡识字。有时抱着一本手册，自己重新学习政治，准备重返改造过的新学校担任教师。

这个女人和女孩儿同他越亲近，他就越是不敢同他们像家人一样相待：对自己家人的责任感和背信弃义的痛苦，严格控制着他的思想。对于这种不越雷池的限制，拉拉和卡坚卡都不觉得难堪。相反，不像家人那样相处，形成了整个彬彬有礼的世界，避免了放任和狎昵。

这种双重态度，总在折磨着他，令他痛苦。日瓦戈对此虽已习惯，却像习惯自己身上一个不能愈合、不时要开裂的伤口一样。

十六

这样又过了两三个月。十月间的一天，日瓦戈对拉拉说：

“你知道，我恐怕又得离职不干了。那老一套又不断地重复。开始时再好没有了，什么‘我们从来就欢迎认真的工作。对于思想，尤其是新思想我们更欢迎。怎么能不如此呢！欢迎您来，工作吧，斗争吧，探索吧！’”

“到实际中一看，你却发现，所谓的思想只不过是一种表面文章，是赞美革命和现政权的言辞上的陪衬。这些叫人疲倦，叫人讨厌。我不是干这个的材料。

“也许他们说得不错。我当然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不过我很难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他们是英雄，是光辉的人物，而我是卑微的小人，主张愚昧，主张奴役别人。你过去听到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的名字吗？”

“啊，当然。在认识你以前就听说过，后来你也常讲到他。谢拉菲玛·东采娃同样常常提起他来。她是那人的追随者。但很惭愧，他的书我没读过。完全讲哲学的书，我不喜欢。依我看，哲学应该是艺术和生活里少量的佐料。单讲哲学如同单吃生姜一样让人觉得奇怪。不过对不起，我尽瞎说一气打断了你。”

“不，恰好相反。我同意你说的。这和我的思路非常接近。好，再说我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吧。也许我真的受了他的坏影响了。可那是他们自己异口同声，说我是个天才的诊断医生。的确，我很少有诊断错误。可这恰是他们所痛恨的直觉——迅速把握全局获得完整的认识。照他们说，似乎我的过错就在于此。

“我对拟态问题，也就是机体外部适应周围颜色的问题，几乎着了迷。在适应色彩的过程中，掩盖着从内在转为外在的惊人现象。

“在讲课中我大胆地触及了这个问题。结果就来了，说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歌德的自然哲学，新谢林主义……

“我得离职。我自愿申请从省卫生局和研究所退职。在医院里我争取多呆些时候，到赶我走为止。我不愿意吓唬你，可我有种预感，好像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会逮捕我。”

“上帝保佑，尤拉。幸亏到这个地步还早呢。不过你说得对，多加小心没有坏处。据我的观察，这样的新政权的建立，往往都得经过几个阶段。最初总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精神，同各种成见斗争。

“然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进来’的黑暗势力，伪装同情的势力占了上风。于是怀疑、告密、阴谋、仇视等与日俱增。你说得对，我们正处于第二阶段的初期。

“这样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这里的革命法庭新从霍达特镇调来两个老政治劳工，都是工人出身，一个叫季韦尔辛，另一个是安季波夫。

“两个人都非常了解我，一个就是我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可就是从他们不久前调来开始，我为自己和帕沙的生命担心起来。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安季波夫对我没有好感。他们干得出，为了最高的革命的公理，不知哪一天把我甚至帕沙消灭掉。”

过了没多久，重又谈起这个话题。这之前小货栈街四十八号，就是门诊处隔壁寡妇戈列格利亚多娃家里，夜间被搜查了，找到一个武器仓库，破获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