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泪，俯下身来听她真诚的叹息，以便能用头发擦他那纯洁无比的双脚。就在这一阵簌簌声里，震惊羞愧的夏娃在天堂里躲了起来。突然间，透过头发传出一声喟然长叹：‘我的罪孽深重，你的命途多舛，谁来过问呢？’你看上帝和生活、上帝和个性、上帝和女人，是多么亲切，又是多么平等！”

十八

日瓦戈从火车站回来已经很累了。这是他每旬一次的休息日。平时这一天，他总是补一周缺的觉。他仰首靠在沙发上，有时取半躺的姿势，有时完全伸直身子。尽管他是透过不断袭来的瞌睡在听谢拉菲玛说话，她的这番议论还是给了他一种享受。“自然，这全是从尼古拉舅舅那儿学来的，”他心想。“不过，这是个多有天赋和聪明的女人啊！”

他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这间屋同隔壁拉拉和谢拉菲玛低语的房间一样，窗户朝着后院。

天气变坏。院里黑了下来。两只喜鹊飞进院来，盘旋着寻找落脚的地方。风轻轻掀起它们的羽毛。喜鹊落在垃圾箱的盖子上，又飞到栅栏上，然后降下来在院里地上走动。

“喜鹊报雪。”日瓦戈心里想。就在这会儿工夫，他听到门帘里面传过声音来：

“喜鹊报信。”谢拉菲玛对拉拉说。“有人要来你们家做客。要么是有信来。”

过不一会儿，有人拉响了用电线系着的小门铃，这是日瓦戈不久前刚修好的。门帘一掀，拉拉快步出来，到走廊去开大门。从她在门旁的谈话，日瓦戈得知是谢拉菲玛的姐姐格拉菲娅来了。

“您是来找妹妹的吧？”拉拉问道，“谢拉菲玛在我们这儿。”

“不，不是找她。不过，她要想回家，我们可以一起走。我倒不是为这个来的。您的朋友有封信。幸亏我在邮局工作过，有熟人。信经了许多人的手才给了我。他还得谢谢我。信是莫斯科来的，走了五个月。怎么也找不到收信人。我可知道他是谁。有一回在我那儿刮过脸。”

信很长，写了好几页，已经揉皱弄脏。信封也打开了，几乎磨烂。信是冬尼娅写来的。日瓦戈不记得，这信怎么到了他手里，拉拉是怎么递给他的。开始读信时，日瓦戈还记得现在他在哪个城市，在谁家里；可读下去后他就渐渐失去了这种意识。谢拉菲玛走出来，向他问了声好，就告辞要走。他机械地照规矩答了句什么，根本没理睬她。她怎么走的，他全不知道。他越来越紧张，完全忘记自己在哪儿，周围又如何。

“尤拉！”她写道：

你知道吗？我们有了个女儿，起名叫玛莎，为了纪念你故去的母亲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

现在要讲的完全是另一件事。属于立宪党和右翼社会主义者的几个著名活动家、教授，梅尔古诺夫、基泽韦捷尔、库斯科娃，还有其他一些人，连叔叔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以及爸爸和作为他的家属的我们几人，都将被逐出俄国。

这是大不幸，特别是你又不在。但只好服从，而且感谢上帝在这个可怕的时代对我们采取了缓和的驱逐形式，要知道本来可能更糟呀。如果找到了你，你也在这儿，你会和我们一同走的。可你现在在哪里呢？这封信我按拉拉·安季波娃的地址寄出，她如果能找到你，会转给你的。我苦恼的是不知道，如果上帝保佑有朝一日能找到你，那么我们一家都已得到的出国许可，以后是否也适用于你这个家庭成员？我相信你还活着，能够找到你。这是爱你之心告诉我的，我相信我的心。也许等找到你的时候，俄国的生活条件已经缓和下来，那你自己可以设法取得单独的出国许可，我们又可齐聚一处了。可是我写着这些，连自己也不信这样的幸福能够实现。

最大的痛苦在于：我爱你可你不爱我。我极力想找出这种责难的含意，想解释它，证实它，于是到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回顾我们整个的生活和我对你所了解的一切。可是我找不到缘由，回忆不起做了什么错事招致这样的不幸。你是误解了我，不是善意地看我，你看到的我是歪曲了的，就像照哈哈镜里的面影一样。

可我是爱你的。啊，我多么爱你，你是难以想象的！我爱你身上一切独特的禀性，不论它们是好是坏，爱你身上一切普普通通的特点；它们结合起来便不同寻常，这才是我所珍惜的。我爱你那因为这些内在精神而变得高尚的脸庞，没有这一切也许你并不漂亮。我爱你的天赋和聪慧，它们仿佛完全弥补了你所缺乏的意志力。所有这一切，对我都弥足珍贵，我不知有比你还好的人。

但你听我说。即或我觉得你不值得如此珍重，即或我不那么深深爱着你，那我内心冷漠的这一可悲事实，也不会为我察觉，我仍然会觉得爱着你。不爱一个人，对他是多大的屈辱，多沉重的打击啊！仅仅因为害怕这一点，我也会下意识地排除不爱你的念头。无论是我还是你，都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一事实。我自己的心，就要对我隐瞒这一点，因为不爱一个人几乎就等于杀害他，我没有勇气给任何人这样的打击。

虽然什么都没最终决定下来，我们多半是要去巴黎。我将到遥远的地方，那是你小时去过的地方，也是爸爸和叔叔受教育的地方。爸爸向你问好。萨沙长大了，虽不算漂亮，却是个壮实的高高的小伙子；一提到你，他就总是无望地痛哭。我写不下去了。泪如泉涌，心都要碎了。好吧，再见了。我祝福你，愿你经得起长久的离别、种种考验、吉凶未卜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