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不大工夫拿来了剪刀、梳子、几把不同型号的推子、皮带和剃刀。

“这一辈子我什么都干过。”她看出日瓦戈医生惊讶怎么一切如此齐备，就解释说。“我当过理发师。上次战争时，我做卫生员学会了剪发刮脸。胡子咱们先用剪子剪掉，完了再刮干净。”

“您要是剪头发，请剪短点。”

“好吧。这么个有知识的人，却装成什么都不懂。现在不讲星期几，按旬计算。今天是十七号，从逢七的日子起，理发店不营业。您好像不知道。”

“我说的是实话。干吗要装呢？我说过了嘛，是从远处来。不是本地人。”

“安静点，别动弹。要不就刮破了。这么说，你是外来人？坐什么车来的？”

“两条腿走来的。”

“走的大道吗？”

“有一段是走大道，其余是顺铁路走的。有许许多多的火车，埋在雪里。各式各样的，特等车，特别快车。”

“还剩一小块了。这就刮掉完事了。是来办家里私事吗？”

“哪顾得上家事呀。是办过去的信用合作社的事务。我是跑外的检查员。派我出去巡回视察，到处跑。困在了东西伯利亚，怎么也回不来。没有火车呀。只好徒步，没有办法。走了一个半月。一路的见闻，一辈子也讲不完啊。”

“也用不着讲它呀。我教您该怎么办吧。先等等。给您这镜子。您把手从床单底下伸出来，拿好镜子。欣赏一下自己吧。啊，怎么样？”

“我觉得剪得不够多。还可以再短些。”

“再短就出不来样子了。我是说，根本就不需要讲这些。现在对一切都是不说为妙。什么信用合作社、埋在雪里的特等车、检查员和视察员——这些词儿您最好把它们全忘光。说不定因为它们惹出大祸呢！如今不是讲它的时候。您最好瞎编一个，说自己是医生或是教员。好了，胡子剪了下来，现在只剩刮干净了。打上肥皂，刷——刷几下，就能年轻十岁。我去取开水，把水热一下。”

“这女人是谁呀？”她走后日瓦戈心里想，“有种感觉，好像我们之间可能会有相通之处，我应该了解这个人。我似乎见到过听到过和她相像的人。一定是她像什么人。可是真见鬼，我想不起来是谁。”

女裁缝回来了。

“好，现在刮刮脸吧。所以说，最好什么时候也别讲多余的话。这是永恒的真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别讲特等车呀，信用合作社呀！最好胡编一套，说是个医生要么是个教员。关于什么一路的见闻呀，要藏在肚子里别讲。这个谁现在也不觉得新鲜。刮得不疼吗？”

“有点疼。”

“刀不快刮起来疼，我知道。忍一忍吧，亲爱的。没有办法。头发太长变硬了，皮肤也不习惯了。是呀，您见到的那些事，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人们都司空见惯了。我们同样吃了苦头，白军在这儿的时候，情形可糟透了！抢劫、屠杀、掳人。经常逮人。比方有个小头目，看不惯一个中尉，就派士兵在城郊树林里克拉普尔斯基住宅附近埋伏起来。然后下了他的枪就押到拉兹维利去。那时我们那里的拉兹维利，就仿佛现在的省肃反委员会，是断头台。你怎么老缩脑袋，是刮疼了吗？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那有什么办法。这儿只好逆着头发茬刮，头发又太硬。那儿就是这么个地方。他妻子就像发了疯似的，我是说那个中尉的妻子。‘利利亚，我的利利亚！’她喊着直接去找主管人。不过话是这么说，直接去找，可谁放她进去呀。还得走门子。邻街有个女人，有办法见到他们的首脑，总爱替大家说话。那人很通人情，同别人不一样，有求必应。我是指加利乌林将军。他周围的人尽草菅人命，残暴得像畜生，争风吃醋。简直像西班牙小说里写的。”

“她这说的是拉拉。”日瓦戈猜想到了，但出于谨慎没言语，也没细追问下去。当她说到“像是西班牙小说”，他觉得她很像某个人，她也爱这样说些毫不相干的话。

“现在当然完全不同了。比方调查、告密、枪毙，仍然多得很，但思想根本不同了。第一，政权是新的，建立没几天，还没入门。第二，不管怎么说，他们为的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也才有力量。我们家里，算我姊妹四个，全是劳动人民。自然我们就倾向布尔什维克。一个姐姐死了，她丈夫是个革命志士，以前在此地一家工厂里做过管家。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是咱们这儿农民起义军的首长，可以算个知名人物了。”

“原来如此。”日瓦戈恍然大悟，“是利韦里的姨妈，大家谈笑的话柄，米库利齐恩的妻妹，当过理发师、裁缝师、扳道工，是当地人所共知的巧手。不过我还是沉默好，免得暴露了自己。”

“外甥从小就爱接近人民。他跟着父亲，在工人堆里长大，那是在圣勇士山。瓦雷基诺的工厂，您大概听说过吧？哎哟，我这是怎么了！糊涂到了这种地步。下巴上一半刮光滑了，另一半还没刮。这可真是说话说过了头。您怎么也不看看，也不阻止我？脸上打的肥皂干了。我去热热水，水冷了。”

等东采娃回来，日瓦戈问道：

“瓦雷基诺不是个万无一失的偏僻去处吗？不是任何震动也达不到的地方吗？”

“哼，看怎么说了——万无一失。那地方恐怕比我们这儿更倒霉了。有几股部队经过瓦雷基诺，不知哪方面的。口音不是我们当地的。他们挨户把人们赶出来枪毙。完事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死尸扔在了雪地上也没人收。正赶上冬天嘛。您怎么老是缩脖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