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面正酝酿着巨大的变革。确实不错，这消息的来源十分可靠，你们不用怀疑。他们将转到比较民主的轨道上来，实行普遍的法制，不久将付诸实施。

“然而，正因为如此，需要撤销的侦缉机关最后必然更为凶狠，更急于清算当地的恩怨。消灭您已提上日程，尤拉·安德烈耶维奇。您的名字列进了名单。我这不是说着玩的，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想想如何逃命吧，不然就完了。

“不过这些还只是开场白。下面我就讲讲本题。

“忠于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被解散的立宪会议的残余政治力量，正在靠太平洋的滨海区聚集。来人中有杜马成员、社会活动家、过去地方自治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商业家、工业家。志愿部队的将军们，也在这里汇集自己的残余队伍。

“苏维埃政权对远东共和国的出现，睁只眼闭只眼。在边界地区存在这样一个共和国，作为红色西伯利亚和外界世界之间的一种缓冲，对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共和国政府将由混合成分组成。一半以上席位，莫斯科相约要分给共产党人，目的在于到适当时机举事把共和国抓到手中。这意图昭然若揭，问题只在于如何利用仅剩的时间。

“革命前我曾经管过阿尔汉诺夫兄弟、梅尔古诺夫以及其他商业和银行家族在海参崴的事务。那里人们都知道我。组建中的政府派了密使，一半秘密、一半在苏维埃的正式许可下，给我送邀请柬，要我出任海参崴政府的司法部长。我同意了，现正赶往那里。所有这一切，如上边说过的，苏维埃政权都了解并得到它的默许，但不是十分公开的，所以不要声张出去。

“我可以把您和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带去，从那里很容易渡海去找家人团聚。您当然已经知道他们被逐的事。这事件很轰动，整个莫斯科全在议论。我对拉拉·费奥多罗夫娜许诺过，要设法使帕沙·安季波夫免遭危在旦夕的不幸。作为一个独立的被承认的政府的成员，我可以在东西伯利亚找到斯特列尔尼科夫，帮他转移到我们的自治区来，如果他逃不出来，我可以提议拿被盟国监禁的莫斯科中央政权至为重要的某个人物，作为交换人质。”

拉拉·费奥多罗夫娜费劲儿地听着这场谈话的内容，话里的意思常常一不小心就听漏了。但听到科马罗夫斯基最后讲到日瓦戈医生和斯特列尔尼科夫的安全时，她摆脱了漠然沉思的状态，立刻全神贯注，微微一红脸，插嘴说：

“你明白吗，尤拉，这些想法对你和帕沙可是非常重要呀。”

“你也太轻信了，我的朋友。不能把计划当成现实。我不是说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有意要把我们引入歧途。可这些全是纸上谈兵！现在，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我代表自己说几句。谢谢您对我命运的关切，但您真以为我会把她交给您去安置吗？至于您对斯特列尔尼科夫的关心，拉拉倒是应该加以考虑。”

“问题归结到一点，我们是像他所建议的那样跟他走，还是不走。你十分清楚，没有你同行我是不走的。”

科马罗夫斯基不断地喝那掺了水的酒精。这是医生从门诊处带回来摆上餐桌的。他边喝边嚼土豆，渐渐有了醉意。

二

时候已经不早了。偶尔，当手提灯的灯捻剪去黑灰时，火光一亮，啪的一声，照得屋里通明，随即又暗淡下来。两个主人想就寝，也需要单独谈谈。可科马罗夫斯基总不肯走。他坐在屋里使人感到压抑，正像沉重的橡木橱的样子，或屋外十二月寒冷的黑夜，令人不快。

他不望他们，而是越过他们的头，瞪着圆睁的醉眼，盯住远处的一点，睡意矇眬地嘟哝着，来来回回地叨叨着一件事。如今他的王牌是远东。他翻来覆去讲这个题目，向拉拉和日瓦戈医生发挥自己的看法，大谈蒙古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日瓦戈和拉拉没有注意到，他是讲到什么地方一下扯起蒙古来的。正由于他们听漏了他是怎么换的题，这不着边际的题外话更显得无聊之极。

科马罗夫斯基说道：

“西伯利亚正如人们说的，确实像是一块新的美洲大陆，它有很大的发展前途。这是俄国伟大前程的摇篮，是我国民主繁荣、政治正常化的保证。未来的蒙古，具有更为吸引人的潜力，我是说外蒙这个我们远东的伟大邻国。你们了解它的什么呢？你们满不在乎地打哈欠，心不在焉地眨巴眼睛，可是那里有着一百五十万平方俄里的面积，没有开发的矿产，国家还处于史前的处女期。中国、日本、美国都向它伸出贪婪的手；这就损害了我们俄国的利益。然而在世界的这一遥远角落里每次划分势力范围时，所有盟国都是承认我们俄国的利益的。

“中国从蒙古封建和神权的落后状态中捞取好处，不断对喇嘛和大活佛施加影响。日本在那里依靠当地的贵族奴隶主，蒙语称做亲王。共产主义的红色俄国，找到了平民阶层，换个说法是蒙古起义牧民革命联盟，把它当做自己的盟友。至于我个人，我希望看到一个在自由选举的蒙古代表大会管理下的真正幸福的蒙古。至于你们，感兴趣的是：只要迈过蒙古边界，全世界就在你们的脚下了，你们就是自由的鸟儿了。”

科马罗夫斯基在这些与他们毫不相干的题目上，啰里啰嗦地高谈阔论，使拉拉忍无可忍了。她对来客久坐不走厌烦透了，就下了决心，向科马罗夫斯基伸出手去告别，同时毫不隐讳自己的不满，直截了当地说：

“很晚了。您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