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吸烟，挥动胳膊，多次重复一些词语（“老兄，这可不够真诚。”“就是嘛，不够真诚。”“是呀，是呀，不够真诚。”）。

他俩却没意识到，交际时这种过分的举动，绝不表示个性的热情和爽朗，相反倒说明不完美，有缺陷。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属于很不错的教授圈子里的人。他们生活在什么里面呢？是好书、好的思想家、好的作曲家，昨天和今天永远美好的音乐，而且仅仅只有美好的音乐。他们不明白，自己这种平庸趣味，其害处甚于毫无趣味。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不明白，就连他俩轮番责备日瓦戈，也并不是出于对朋友的忠诚，不是出于对他施加影响的愿望，而是因为不善于独立思索，不会按自己的意愿驾驭谈话。谈话好比飞跑起来的马车，把他俩拉向根本不愿去的地方。他们无力调转马车，结果必定撞到什么上去。于是两人在奔跑中，带着一大堆说教和劝喻，撞到了日瓦戈的身上。

对于他们唱高调的起因、同情心的脆弱、议论的陈腐，日瓦戈了如指掌。可他怎么好这样说：“亲爱的朋友！你们和你们代表的那个圈子，受到你们宠爱的那些人物、权威的光彩和艺术，其实全部平庸得不可救药。你们身上仅有的一点新鲜的活力，就在于同我生活在一个时代，在于了解我这个人。”但要把内心这种看法对朋友讲出来，那还得了吗？为了不伤他们的心，日瓦戈只好乖乖地听他们说。

杜多罗夫不久前才结束第一次流放的生活，从流放地回来。恢复了一度被剥夺的权利，也被允许重新在大学执教。

这时他对朋友讲起了流放中的感受和心情。他对朋友说得很真诚坦率。他的一些看法，不是基于胆怯或别的什么考虑。

他说，对他起诉的缘由、狱中和出狱后对他的态度，特别是检察员同他面对面的谈话，这些都给他清洗了脑子，政治上得到了改造，使他对许多事茅塞顿开，作为一个人他变得成熟了。

杜多罗夫的议论很合戈尔东的心意，正是因为这番议论属于老生常谈。他不停地点头同意。杜多罗夫的所说所想，已是人所共知的东西，可这一点恰恰感动了戈尔东。人云亦云的感情俗套，在他眼里成了人类普遍的共性。

杜多罗夫这些充满善意的言谈，很符合时代的风尚。但正是这种言谈所带有的规律性的一望可知的虚伪，引起了日瓦戈的愤怒。不自由的人，总要美化自己不自由的处境。中世纪便是如此，耶稣会员就总是利用这一点。日瓦戈忍受不了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神秘主义，忍受不了那种所谓知识分子的最高成就，或如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精神顶峰。这个印象，日瓦戈也瞒着朋友没说，免得争吵起来。

引起他兴趣的，完全是另一件事。杜多罗夫讲了和他同一囚室的奥尔列佐夫的故事。奥尔列佐夫是个神甫，他有个六岁的女儿赫里斯季娜。父亲的被捕和此后可悲的命运，对她是个大打击。“宗族人士”、“丧失权利者”——这类字眼在她看来是耻辱的标记。说不定她在热烈的幼小心灵中，已经发誓有朝一日要抹去慈父名字上的污点。这个早早定下的长远目标，唤起了她不可遏制的决心，使她小小年纪便成了狂热的信奉者，崇拜共产主义中一切她认为无可辩驳的东西。

“我走啦。”日瓦戈说，“别生我的气，戈尔东。屋子里气闷，外面又热。我喘不上气来。”

“你看见了吧，地板上的气孔开着呢。对不起，我们烟抽得太多了。我们老忘，有你在时不能抽烟。这屋子盖得太缺德，怨不了我。你另给我找一间吧。”

“我这就走，戈尔东。咱们谈得不少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亲爱的同志们。我这可不是娇气，这是病，血管硬化。心肌膜耗损，有一天就要破裂。可我还不到四十岁。我不是酒鬼，不是挥霍放荡的人。”

“你给自己唱挽歌还早。尽说傻话。你可要活呢。”

“咱们这时代，微量心脏溢血的现象十分常见，不是都会致命，有些时候能活下来。这是新近时代的病症。我看发病是精神上的原因。现在要求我们之间绝大多数的人，经常地昧良心干事，几乎快形成了一个制度。日复一日违心地表现自己，不可能不给身体造成后果。你明明不喜欢，却要去张罗；分明会给你带来不幸，却要你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徒有其名，不是杜撰的东西，是纤维组成的肉体。我们的心灵占有一定的空间，生存在我们身上，好像牙长在我们嘴里。没完没了地强制神经，不可能不受到惩罚。我听你讲到流放，讲到流放中得到了成长，讲到流放改造了你，心里很不舒服。这就好比一匹马，讲它在练马场里自己骑自己练跑。”

“我要维护杜多罗夫。你是完全忘了人类的语言。人们讲的话，你已经听不进去。”

“很可能是这样呢，戈尔东。不管怎么说，对不起，放我走吧。我喘不上气。说真的，绝不是夸张。”

“等等，这全是托辞。要我们放你走，你得先直截了当、真心实意地回答我们一个问题。你同意不同意，你该改变一下，该纠正错误了？这方面你打算怎么办？你得把你和冬尼娅和玛丽娜的事澄清一下。人家是两个活人，是有感情、懂痛苦的女人，可不是你脑子里任意组合的虚无缥缈的思想。再说，像你这么一个人，无所事事地混日子，难道不害羞吗？你不能再沉睡再懒惰了，应该振作起来，好好弄明白周围的事物，不要莫名其妙地那么孤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