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就没命了。可她什么也不明白，坐在那里笑着冲我挤眼，像是说，管你怎么样，反正我坐在箱子上，钥匙在我手里。我对玛尔法婶婶这么说那么说，对着耳朵喊，从箱子上往下拽她，想把她推开。得把窖盖打开救出别嘉呀。可哪能办得到！我斗不过她呀！

“强盗一个劲儿敲地板，时间一点点过去，她坐在箱上转眼珠，全不理睬。

“这些年来我在生活里见识多了，受的罪也多了，可是上帝呀，从没那次的恐怖。今生今世，我永远忘不了别嘉可怜的叫声。他喊起来，在地窖里哀叫。那个恶魔把他活活掐死了。

“我想现在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一个是疯老婆子，一个是杀人的强盗。时间不停地过去。我刚想到这儿，就听窗外乌达叫起来，它还一直没卸套呢。是的，是马嘶的声音，乌达像是说，丹尼娅，咱们快去找好人来援助吧。我一看，天快亮了。我就想，谢谢你提醒，乌达！就这么办。你想得对，咱们就去。才这么一想，又听林子里像有人唤我：‘等等，别忙，丹尼娅。咱们再想个别的办法。’这么说在林子里我又不是一个人啦。一辆我熟悉的机车，从下面朝我拉了一次汽笛，好像是家里公鸡打了次鸣。我凭笛声能听出这辆机车来。它在纳戈尔错车站上总是点着火，人们叫它牵引车，是拖着货车上坡的。这趟列车却是混合编组，每夜都在这时通过。我一听，是这辆熟识的机车在唤我。听着心怦怦跳起来。我想，是不是我也像玛尔法婶婶一样发了疯，怎么各种活物各种车辆全和我用俄语讲话？

“自然，这会儿没工夫细琢磨了，列车已经接近，没时间再考虑。我抓起提灯，因为外面还没大亮，拼命往铁路跑，到了两条铁轨中间，举灯前后摇动。

“这就没什么说的了。我求火车停下来，幸亏它在风天开得慢。车停了，一个认识的司机从窗口探出头来问话，问的什么听不清，风太大了。我对司机喊叫，有人攻击铁路岗哨，杀人抢劫，强盗到了我家，叔叔同志，救救人吧，需要紧急的救援。我正说着，货车厢里下来一个又一个红军战士。原来这是辆军车。红军下来问：‘出了什么事？’他们感到奇怪，为啥夜里在林中上坡的地方让火车停下来不走。

“他们知道了全部情况，从窖里把强盗拉了出来。强盗的声音变得比别嘉更细，说，饶我的命吧，大慈大悲的人们，别毙了我，以后不再干了。人们把他拖到枕木上，手脚捆在铁轨上，火车一过活活地轧死了，这叫民众判决。

“我没敢回屋里去取衣服，太可怕了。我求他们：叔叔们呀，带我上火车走吧。他们让我上了火车，就开车走了。我不想撒谎，后来和无家可归的孩子们一起，走遍了家乡的土地和别的地方。童年遭受苦难之后，这时我可得到了自由，尝到了幸福。当然，也倒过不少霉，也有罪过。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了，下一次再给你们讲吧。当时一个铁路员工，下了火车进到守卫室里，收拾起公家的财物，安排了玛尔法婶婶的去处。据说她后来在疯人院里疯死了，另有人说她治好了病。”

听完这些，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水坑旁久久地踱步，一声不响。过一会儿，卡车开到了，笨拙地从大路上拐进绿地。人们开始往车上装口袋。戈尔东说道：

“你明白了吗？这个管理员丹尼娅是谁？”

“啊，当然！”

“叶夫格拉夫·日瓦戈会关心她的。”戈尔东稍一停顿又说，“历史上已经有几次是这样。理想的崇高的构思，结果成了粗糙的实在的东西。希腊这样变成了罗马，俄国启蒙主义这样变成了俄国革命。你读一读勃洛克写的诗《我们是俄国可怕年代的产儿》，立刻会看出两个时代的差异。勃洛克说这话的时候，应该作为转义、象征意义来理解。产儿并非儿童，而是子孙、后代、知识分子。可怕也不是指恐怖，是指天命、默示的意思；这两者是不同的东西。如今呢？所有象征意义都变成了字面意义：产儿就是孩子，可怕就是恐怖。区别就在这里。”

五

一晃过了五年或十年。在一个平静的夏季傍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两人又坐到一起。那是在一个高处，窗子大开，临窗可以俯瞰一望无边的莫斯科晚景。他俩翻着叶夫格拉夫编辑的日瓦戈创作集。他们读过不止一次，有一半作品能够背诵了。两人读着，交换几句看法，就陷入了沉思。读过一半时，天全黑下来，字迹已难辨认，只好点着电灯。

莫斯科展现在眼下和远处，这是作者日瓦戈出生长大的城市，他的一半生命同莫斯科联系在一起。现在他们两人觉得，莫斯科已不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地，而是这部作品集里的主人公。他俩在这个晚上捧读这部创作集，并且读到了作品的尾声。

尽管战后人们期望的清醒和解放，并未如人们想象地与胜利同来，但战后这些年间，自由的预兆却总是清晰可辨，构成了这些年唯一的历史内涵。

日见苍老的一对好友，临窗眺望，感到这种心灵的自由已经来临；就在这天傍晚，未来似乎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下面的大街上；他俩自己也迈入了这个未来，从此将处于这个未来之中。面对这个神圣的城市，面对整个大地，面对直到今晚参与了这一历史的人们及其子女，不由得产生出一种幸福动人的宁静感。这种宁静感渗透到一切之中，生发一种无声的幸福的音乐，在周围广为散播。握在他俩手中的这本书，仿佛洞悉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