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个试金石。第一，大型情报机构作风保守，人尽皆知，而且对已知的交易路线紧抱不放。第二，由于相关款项庞大，可想而知莫斯科中心必定渴望迅速更新老旧的制度。第三，“堕落”前，卡拉让圆场动弹不得；“堕落”后，让圆场躺在脚边无助地喘息，令卡拉志得意满。最后一点很简单，她对这一个主题信手拈来、无所不知。康妮的团队将未经处理的原料聚集成堆。在她多年流亡期间，这些资料被刻意冷落。如今团队大肆翻阅这些档案，修正、商议、绘制图表、追查对照已知情报官的笔迹、忍耐偏头痛、争论、打乒乓球，偶尔在史迈利快速首肯下，以令人痛苦的谨慎进行小心翼翼的实地调查。他们说服了伦敦一位友人，去探访一名专精于海外香港企业的旧识。戚普塞街货币交易员对托比·伊斯特哈斯开诚布公。托比是眼光锐利的匈牙利人。圆场的信差与“街头艺术家”军团一度战果辉煌，他是硕果仅存的一员。调查就这样以牛步进行，至少这头牛知道应该往何方前进。狄沙理斯博士以他惯用的疏离态度，走上华侨的路，努力打通印支包机与其难以捉摸的母公司之间年久失修的联机。他的助手与他本人同样异于常人，不是学习语言的学生，就是老而不修的中国通。时间一久，他们集体出现病容，犹如出身同一所阴冷潮湿神学院的院士。

在此同时，史迈利本人也以同样谨慎的脚步前进，惟一不同的是他采取更为狡猾的渠道，走通的门路更多。

他再度从众人视野中消失。这时属于等待期，他等待的方式是先照料其他需要紧急处理的事务。短暂团队合作一结束，他便退缩回单人世界。白厅看见了他；布鲁斯贝利也看见了；表亲也看见了。有时候，觐见室大门连续深锁数日，惟有黑皮肤的总管法恩获得允许，穿着运动鞋飞进飞出，端着热腾腾的咖啡、一盘盘软圆饼，偶尔是书面备忘录，呈给主子过目或为主子送出。史迈利一向避用电话，如今更是一概不接，除非吉勒姆认为事关紧急——然而没一个重要的。史迈利惟一无法关掉的机器，是直通吉勒姆办公桌的电话，如果史迈利一时兴起，甚至会将暖壶罩套在电话上，以盖住铃响。一有人来电，固定的手续是由吉勒姆接听，说史迈利有事外出，或正在开会，一小时后回电。然后写成字条递给法恩，最后若史迈利认为有需要，会主动回电。他会与康妮相商，有时与狄沙理斯讨论，有时找来两人面议，吉勒姆却不需要在场。卡拉的档案由康妮的研究处转至史迈利的私人保险柜，全数七大本好好保存着。吉勒姆签名取得后送至史迈利办公室，而当史迈利的眼光自办公桌面抬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