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顿风度翩翩说，再持绿色锡壶倒满史迈利的茶杯。他的大手指沾上粉笔灰，有如他头发的银丝。

“带坏她的人，其实就是她母亲，”他继续以同样完全合乎情理的语调说，“老是急着让她上舞台，然后学芭蕾舞，接着想让她上电视。她母亲只希望别人仰慕伊丽莎白。把伊丽莎白当做是她个人的替代品，那还用说。心理学上而言，完全合乎自然。念念伯恩16。念念任何一个心理学家的书。她就是靠这种方式来定位自己的个体性。通过她女儿。这种事情，你不尊重不行。我现在一切都能谅解了。她很好，我很好，全世界都很好，伊恩很好，结果突然间她跑掉了。”

“她是否仍与她母亲保持联络，你该不会知道吧？”

彼得·伍辛顿摇摇头。

“恐怕完全不清楚。她离开之前，早已看清了母亲的用意。完全跟她断绝关系。这一个难关，我敢拍胸脯说，我帮她渡过了。我对她个人幸福的贡献——”

“她母亲的地址，你该不会有吧？”史迈利固执地翻阅档案。“不会——”

彼得·伍辛顿大声以听写的速度念出。

“现在来谈谈日期和地点，”史迈利重复，“拜托。”

她离开他是两年前的事。彼得·伍辛顿叙述的不仅是年月日，甚至详细到几点钟。当时没有大吵大闹的场面——彼得·伍辛顿无法容忍吵架的场面——因为伊丽莎白与母亲已经吵过太多架了。夫妻俩其实最后一晚过得快快乐乐，特别快乐。为了换换口味，他带妻子上烤肉串的馆子。

“你来的路上，或许看到了，店名是诺索斯，在乳品快餐店隔壁。”

他们享用美酒，吃得尽兴，而安德鲁·威特夏，新来的英文老师，也加入两人的行列。几星期前，伊丽莎白才介绍安德鲁练习瑜伽。他们俩一起到梭贝尔中心上课，变成好朋友。

“她真的对瑜伽很有兴趣，”他点着白发苍苍的头表示认同，“是她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安德鲁的个性，正好有助于她发挥这一方面的兴趣。外向、不习惯沉思、喜欢肢体运动……正好适合她。”他语气坚定。

他说，因为帮忙照顾小孩的人十点下班，所以三人，他、安德鲁、伊丽莎白于十点回家。他冲泡咖啡，三人欣赏音乐，十一点左右伊丽莎白给两人各一吻，说她想过去看看母亲。

“据我了解，她不是和母亲断绝关系了？”史迈利轻微反驳，但彼得·伍辛顿置若罔闻。

“当然，对她来说，亲吻并不代表什么，”彼得·伍辛顿解释得理所当然，“她谁都亲，学生、姐妹，连清道夫都亲。她非常外向。值得再提一次的是，她喜欢缠着别人不放。我是说，她的每段人际关系，都非得是一场征战不可。她的小孩也好，餐厅里的服务生也好……等到赢得对方欢心，她又觉得对方好无聊。那还用说。她上楼看看伊恩，而且我相信她还趁这个时间从卧房找出她的护照和安家费。她留下纸条表示‘抱歉’，之后再也不见人影。伊恩也再没见过她。”彼得·伍辛顿说。

“呃，安德鲁有没有她的消息？”史迈利调整眼镜位置，询问彼得。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说他们是朋友关系，伍辛顿先生。有时候，第三者会变成中间人，在这种情事中。”

用到“情事”一词时，他抬头，发现自己与彼得·伍辛顿一对诚实、哀凄的眼睛四目相接，一时之间，两副面具同步卸下。史迈利是观察者吗？或者他被对方观察着？也许只是他想像力太丰富，或者他察觉到，在他心中，以及对面这位文弱书生的心中，隐隐有种同病相怜之感？“戴绿帽又顾影自怜的丈夫，应该组成联盟才对。你们全都有无味而可怕的慈悲心！”安恩有次对他丢下这句狠话。史迈利心想，你从来都不懂你的伊丽莎白。他仍盯着彼得·伍辛顿看。我也从来都不懂我的安恩。

“我所记得的就只有这些了，真的，”彼得·伍辛顿说，“之后的事，是一片空白。”

“好，”史迈利无意间在伍辛顿反复强调的说法中找到庇护所。“好，我了解。”

他起身离去。门口站了一名小男童，发出伪装下具有敌意的目光。一名重量级妇女平静站在身后，握住他双手手腕高举，乍看之下如同他在荡秋千，其实他仍站在地上。

“你看，爸爸在那边。”妇女说，以令人依恋的棕色眼珠凝视伍辛顿。

“珍妮，嗨。这位是外交部的史坦法斯特先生。”

“你好。”史迈利客气地说。漫无边际聊了数分钟，史迈利承诺若有进一步消息会立刻通知，然后静静告辞。

“噢，祝你圣诞快乐。”彼得·伍辛顿从门阶上喊。

“啊，对。是的。我也祝你圣诞快乐。全家快乐。年年快乐。”

在休息站小吃店点咖啡，除非你请他们别加糖，咖啡一定是甜的。每次这位印度女子一泡咖啡，蒸汽就灌满小厨房。男人三两成群，默默吃着早餐、午餐或晚餐，要看此时对他们个别的时间而定。在这里，圣诞节也即将到来。六颗油腻的彩色玻璃球挂在柜台上，以增添节庆气氛，另有一只渔网丝袜请求捐款给脑瘫儿童。史迈利盯着晚报，无心阅读。距离他不到十二英尺处的角落，小法恩采取看护人典型的坐姿，深色眼珠对着用餐人与门口和善地微笑。他以左手举杯，右手则闲置于胸口。卡拉也有相同的坐姿吗？史迈利纳闷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