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再次响了，仍旧是母亲打来的。母亲嘴里说的是和第一次相同的话，我也报以相同的回答：

“嗯，没事。什么事也没有。”

高汤好像完全没问题。她不时看一眼锅，当然，手里既没拿木铲，也没伸手去碰燃气灶的旋钮。只有等待，其他已什么都做不了了。

耳畔传来她的呼吸声。像是诉说作业如何严峻似的，扎头发的橡皮筋松弛了，脖颈上头发蓬乱，她早已经没有了局促不安地站在檐廊上时的那种怯懦。舒适的疲劳带给她镇定与威严。感觉甚至连她身体的轮廓也清晰分明起来，体温也离得近了。

锅在煮。观察锅的间隙，我偷偷乜斜着眼瞧她。我想起坐轮椅的老婆婆，祈愿高汤圆满成功。

如此巨细靡遗地记得发生在厨房的一桩桩一件件，关于关键的高汤的味道却什么也记不起来，又是为什么呢？

我确实喝了那汤。

刚煮好，她就给我盛了满满一杯，倒在平时喝牛奶的塑料杯子里。我一边呼呼把汤吹凉，一边慢慢地喝光了，一滴不剩。我甚至还记得杯子的图案是小熊维尼。但是唯有对味道的记忆，随同热气升上天空，被吸入了伸手不可触及的地方。

在另一口珐琅锅上蒙上纱布，用汤勺一勺一勺往中间的凹陷处舀汤过滤的作业，是最适合装点终曲的场面。她的精神最为集中的，就是这里。

她拿汤勺的边缘轻轻凑近土黄色的膜，从下往上舀汤。看得出她格外小心，唯恐引发多余的对流，唯恐刺激到膜。汤勺慢慢地移动，似乎每舀一勺都在喃喃自语：“急不得、急不得。”汤落在纱布上，形成一泓小小的水洼，随后一滴一滴落下去。甚至称不上“滴滴答答”声的动静从珐琅锅底部升腾上来，在我和她之间摇荡。

再说这高汤的颜色……令人作呕的残羹剩汤究竟去了哪里呢？此前一次也不曾看见过如此澄澈的金黄色，而且自从那天以来，我也不曾再次看见。

我忘记了自己仅仅只是把温度计插进去而已，油然而生自豪的心情，还有想要极力赞扬创造出这一透明色的隔壁家女儿的心情。我确信：假如喝下这个能够变成木乃伊，那么变成木乃伊一定是一件幸福的事。此时她正举着最后的一勺汤准备倒进纱布过滤。

父母亲回到家，是在四周完全黑透的七点多。隔壁家女儿已然打道回府，厨房里没留下任何一丝痕迹。你找不到一张洋葱皮、一粒肉末。厨房里静悄悄的，静得实在让人无法相信就在刚才，这里还在进行一项大工程。搬走最后的器具，她站在檐廊上一边解开围裙的带子，一边鞠躬致谢。此时的檐廊已被夜色包围，玻璃门外，只有虫儿在鸣唱。

“没事吧？有没有遇到什么难事儿？”母亲像是要确认我平安无事，摸摸我的头，又摸摸我的背，又摸摸我的胳膊，“对不起了。肚子饿了吧？我马上准备晚饭。”

母亲的气息中包含着夜晚的寒气。闪闪发光的香粉被额头的皱纹给挤得斑斑驳驳。不难推测父母亲恐怕也在外面遇上了重大事情。

把视线从母亲脸上移开时，放在水槽里的维尼熊杯子映入了眼帘。我发现了唯一一样忘记收拾的东西。我没有慌乱，做了一下深呼吸后说了一句使母亲放心的话：“没事，妈妈。”

只需趁着父母亲上二楼换衣服的工夫把它悄悄洗了收进橱柜就行——我在心里这样小声说。因为我希望将这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当作隔壁家女儿和我两人之间的秘密。

老婆婆过世的消息传来，是在三日之后。

（精密机械厂经营者，四十九岁，男性/参加完国际样品博览会的返程途中）

第六夜 掷标枪的青年

那是个同往常一样的早晨。时值九月末，夏日骄阳已然离去，云朵将身姿变化作秋天的形态，上班的电车里照旧闷热无比。七点二十四分发车的电车上，有每天早晨看得到的面熟的上班族与高中生的身影。我一手抓吊环，一手拎包，包里装着刚才慌里慌张塞好的便当。

照道理，我应该直接去公司。五站后换乘地铁，在街中站下车，沿偏离大马路的近道走上大约十分钟，在八点半之前必须到达那幢陈旧的大楼。十年有规律地持续下来，这条上班路线几乎可以说是附着在身体上去不掉的习惯了，照道理不应该产生一点点不妥当——直到在半路的车站，一个青年将一件古怪的行李搬上了电车之前。

起初车门口变得吵闹起来的时候，我以为是有人贫血病犯了之类的。转过头去，却发现站在吵闹声中心位置的是一名身材高挑、身强体壮的青年。他的双臂抱着一件长得出奇的筒状物。

除了“长”以外，没有其他词语可以形容。长度一味地盛气凌人，逼得乘客们纷纷后退。当时青年正费尽心思想把明显会顶到电车顶棚的那东西搬进来。

“实在抱歉！”

无数次听见这句道歉的声音。仿佛那东西太长完全是自己所犯过错的结果，他一路低着头弓着背。为免戳破车内广告，尤其是打到乘客的头，青年保持着准确角度从车门上方将那东西插进来，朝与座位平行的方向转动了四十五度。由于这个斜掠过头顶上方的物体的出现，常见的车内风景霎时间为之一变。对于这位陌生的闯入者，多数乘客投去不客气的目光，也有人露骨地流露出不高兴的神情。

接下来是一连串更大的困难。青年必须确保自己有地方站立的同时把那东西搁在脚边。无论怎样小心谨慎，总会碰到谁的身体或包或鞋子。而且电车毫不留情地开动了，车内到处传来咋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