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的那些英雄们的丑行”，让苏联军事记者格里戈里·波梅兰茨深感震惊。要是俄罗斯人民在争取公民权利时也表现出同样的干劲就好了。

带有俄罗斯中心论色彩的新的爱国主义，养成了一种优越感和自以为是的残暴。柏林战役奠定了俄罗斯人这种新的伟大感的基础。战无不胜的新神话压抑了对刚刚过去的浴血厮杀的记忆（从军事角度来看，这种记忆没有必要），压抑了对针对平民的暴行的记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许多人心甘情愿的——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都一样。战争老兵、作家维克托·涅克拉索夫（Viktor Nekrasov）回忆说：“胜利者不受审判。我们当时原谅了斯大林的所有罪行！”几十年来，许多战争老兵一直把胜利日当作国家的节日来庆祝，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把斯大林当作领导他们取得战争胜利的人为他干杯。

在现实生活中，战争造成的种种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都混杂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分开。从欧洲带回家的小饰物、衣服、手表等战利品，与租借法案提供的美国产品有着相同的效果。它们让俄罗斯军人、工人及其家属进一步意识到：与国家的宣传相反，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可能生活得最好的世界中。同样还是这些公开抢掠和骚扰欧洲平民的战争老兵，对内务部和“间谍死神”这两个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机构的官员也开始不放在眼里。他们中有人当众质疑官方的宣传人员，而且在党的会议上也不愿再保持沉默。大量的报告提到：官兵与地方当局发生冲突，甚至散发传单，号召“推翻不公正的政权”。“间谍死神”的报告说，有些军官发牢骚，“要把社会主义妓院炸上天”。在驻奥地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中，这种情绪特别明显。

这种反叛的情绪从来没有变成反叛的行动。在竭尽全力打赢了战争之后，多数老兵在社会中又陷入了麻木，并试图让自己适应日常的生活。波梅兰茨回忆说，“1946年秋，许多复员的官兵都丧失了他们的意志力，变得懦弱了”。在战后生活中，他认为，“我们所有人，连同我们的军功章、奖章和嘉奖，都变得一文不值”。在农村，在小镇，以及在城市的贫民区，许多人变成了酒鬼、懒汉和窃贼。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大城市，那些未来会成为领导人的年轻老兵们发现，参加党的工作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实现自己抱负的唯一出路。有些人选择了这条路。另外也有许多人通过紧张的教育以及青年人喜欢做的事情即恋爱和娱乐找到了逃路。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消沉是由于许多老兵在回家后感受到的震撼与疲惫。刚从军队复员不久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未来苏共统治机器中的一分子和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站在自己家乡的火车站，看着把苏联人的战俘从德国运往西伯利亚的一节节车厢，突然开始意识到苏联生活中其他残酷的现实：挨饿的儿童、把农民的粮食充公、稍有违法就要坐牢。“越来越明显的是，所有人都撒了谎，”他回忆道——这指的是有关民众在战后的优越感和必胜信念的宣传。另一位老兵、未来的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Alexander Zinoviev）回忆说，“事实证明，国内的情况要比我们根据道听途说想象的差多了，[与国外的苏联占领军在一起的]生活太舒服了。战争把国家完全给吸干了”。战争给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农村带来的灾难尤为深重，有些地区失去了过半数的“集体农庄的农民”，而且大多是男人。

当时，美国的退伍军人一般都能找到较好的出路并重新融入国内的家庭生活。与他们不同，苏联的战争老兵回去后要面对的是被毁掉的生活中的无数的悲剧、伤残者的痛苦和许许多多的孤儿寡妇的破碎的生活。官方承认的有生理或心理障碍的“伤残退伍军人”就有近两百万。就连表面上很健康的老兵，也由于莫名其妙的疾病而垮掉了。医院里挤满了年轻的病人。

战后的苏联人民渴望和平与稳定。在苏联的城市和农村，人们普遍厌倦战争和军人的价值观。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经激励过年轻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那种沙文主义和浪漫的爱国主义不见了。与此同时，患有恐外症的文化与有关受到敌对势力包围的斯大林主义神话，在群众中依然根深蒂固。普通公民往往会相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当前的生活之所以没有得到改善，战争的结果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在于西方盟国。最重要的是，要想把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的“悄悄的去斯大林化”继续下去，苏联人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中有许多人对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敬畏要比以往更甚。特别是俄罗斯人，他们未能把自己在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惊人的国家意识，转变为一种关于个体自尊和公民自主行动的文化。对俄罗斯社会中的许多人来说，二战的胜利与大国观念、集体荣耀以及对死者的仪式化的悼念活动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当冷战开始的时候，民众的这些情绪就可以为斯大林所用。它们有助于他推行自己的对外政策并在国内消除潜在的不满与异议。

“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诱惑

苏联的精英们觉得，这场胜利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结果，而不只是由于斯大林的领导。1945年5月24日，在